我第一次见沈曼云，是在一家做旗袍的裁缝铺。
那时候我二十六，刚进红圈所，跟着师傅去做遗产见证。沈曼云坐在里间量尺寸，背影挺得像块板子。她没回头，从镜子里看我，说，小姑娘，你鞋跟坏了。
我低头。左脚鞋跟的胶掉了半截，走路有点跛。那天早上我追公交，跑丢了一只耳环。
她说，做我们家的律师，鞋要穿好一点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她不是刻薄。她是那种把世界分成"体面"和"不体面"两格的人，鞋跟掉了属于第二格，她只是提醒你归位。
第二天上午十点，我站在城西陆家老宅的门口。
老宅在一条断头路上，两边是拆迁围挡，围着半截没拆完的筒子楼。门口两棵石榴树，一棵结得满枝，一棵一个果都没有。院墙刷的白灰掉了皮，露出里面的青砖。
开门的是个阿姨，围裙上是水。她把我往里带，穿过天井，我看见沈曼云坐在葡萄架下面剥毛豆。
竹篮放在膝盖上，指甲掐住豆荚的一头，一挤，豆子"噗"地落进搪瓷盆。她剥得很快，盆里已经堆了小半盆。
"坐。"她没抬头。
我在她对面坐下。石凳凉，隔着裤子都能感觉到。
"瘦了。"她说。
"您记错了，我胖了六斤。"
"那就是气色不好。"她把一颗瘪豆子挑出来，扔到旁边的碗里，"律师这行，气色都不会好。"
我不接这个话。
她剥完手里那把，把竹篮往旁边一搁，用围裙擦了擦手，这才看我。
"停舟说，他拿一块钱把你请来了。"
"五十一万零一块。"我说，"他还欠我五十一万。"
她笑了一下，很轻，像被风吹的。
"你还是这样。"
"哪样？"
"算得清。"
阿姨端了茶出来，玻璃杯，茶叶立着。我喝了一口，有点涩。
"他右腿怎么回事？"我问。
沈曼云剥豆子的手停了半秒。
"二〇一九年，工地上掉下来一根钢管。"她说，"他在下面，本来砸不到。他把旁边一个工人推开了，自己慢了一步。"
"伤到哪？"
"小腿。骨头断了三截。接回来短了半公分。"她把豆荚扔进篮子，"下雨天疼。他不说，走路能看出来。"
我没再问。
其实我看得出来。三年前我就看得出来。那时候他下雨天总走在我右边，因为右边是马路牙子，他扶着走稳当。我以为那是习惯。他从来没解释。
"三年前那张纸，"她开口，"是我换的。"
我放下杯子。
"我知道。"
"你知道，还来？"
"我来收钱。"我说，"您儿子的钱，好收。"
她盯着我看了几秒。我没躲。
"我换那张纸的时候，想的很简单。"她说，"我儿子三十六了，名下十一家公司，账上现金四个亿。他要是娶个图钱的，我这辈子攒的东西三年就能败光。我要给他上一道锁。"
"您锁错人了。"
"我知道。"她说，"所以我把锁拆了。你走之后第三天，我把协议改了，签了公证。"
"改给谁看？"
"给我自己看。"她把手在围裙上又擦了一遍，其实早就干了，"我这三年，天天看。"
葡萄架下有只猫，黄的，瘦，卧在花盆边上舔爪子。它舔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这屋里没人说话了。
"后院那间屋子，"她忽然开口，"他小时候住的。现在还留着。"
"我不看。"
"我也没让你看。"她说，"我就是说一下。"
走的时候我还是看了。
门没锁。一张单人床，床头一张书桌，桌上摆着个铁皮铅笔盒，漆掉了一半。墙上贴过奖状，撕下来以后留下八个长方形的白印子。
床头柜上放着一本《城市更新条例》，二〇一八年版，扉页写着一行字：送给停舟，十九岁生日快乐。落款是她。
书翻得很旧。中间夹着一张纸，露出一个角。我没抽。
我把门带上了。
"许家那边，"她换了个话题，"三个亿，是许知夏她爸开的价。"
"我知道。"
"你觉得贵吗？"
"贵。"我说，"但不多。"
"为什么不多？"
"因为这不是退婚的钱。"我说，"这是封口的钱。许家要的不是三个亿，是让整条江州知道，他女儿不是被人退掉的，是自己走的。"
沈曼云把搪瓷盆往旁边推了推，豆子在里面响了一声。
"你打算怎么谈？"
"先看合同，再看账，最后看人。"我说，"您把陆氏城西旧改的股权结构给我一份。"
她的手停在半空。
"你要那个干什么？"
"因为三个亿不可能给现金。"我说，"陆氏账上四个亿，抽走三个亿，城西项目当月就得停。停一个月，赔的钱比三个亿多。所以这笔钱最后一定不是钱，是股份，是地，是一份没人看得懂的置换协议。"
我顿了一下。
"许家不要股份，许家要脸。所以这单能成——只要有人替他们把'要脸'翻译成'要钱'，再翻译回来。"
沈曼云没说话。
她重新拿起竹篮，剥了一颗豆子，扔进盆里。又剥了一颗。
"停舟他爸走的那年，"她忽然说，"他十九。我守了十一年，把十一家公司守到四个亿。我这一辈子就学会一件事：人不能被人拿住。"
"所以您先拿住别人。"
"对。"她把最后一颗豆子剥完，盆往桌上一放，"包括我儿子。"
我起身的时候，她叫住我。
"温律师。"
"嗯。"
"那五十一万，"她说，"你收着。别便宜他。"
她从藤椅旁边拿出一个牛皮纸袋，放在石桌上，推过来。
"股权结构，三期，连担保函都在里面。"她说，"我让财务昨晚整理的。"
"您早准备好了。"
"我准备了三年。"她说，"就等一个敢收的人。"
我把纸袋拿起来，比想象中沉。
"沈女士。"
"嗯。"
"三年前那张支票，"我说，"是八百万。"
她的手在膝盖上收了一下。
"你怎么知道数目？"
"因为您开的是现金支票，必须要我本人去柜台取。"我说，"我去过。我在银行大厅坐了二十分钟，号都叫到了。我没取。"
"为什么不去取？"
"因为我算过。"我说，"八百万，按我当时一年四十万的收入，是二十年。您花八百万买我二十年，这个价格，说明您觉得我值。"
"你不值？"
"我值不值，不该由您定价。"
葡萄架下的猫翻了个身。
沈曼云看了我很久，然后说了一句我没听懂的话。
"难怪他三年没找别人。"
我出门，走到院门口，回头看了一眼。
她还坐在葡萄架下面，背挺得笔直，膝盖上一个空竹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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