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远在医院的走廊里走了十二年，人人叫他虫医——不是因为他治虫，是因为他总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，把那些爬进人身子的微小因果，一条条理清。他话少，手里却从不离一卷残破旧医书，纸边发乌，只存着半句没头没尾的话。
科室的灯一年比一年暗。当评估表上的红章越来越难盖，苏远把那卷残书揣进内袋，顺着纸上残句的指缝往北走。长白山的雪线底下，虫在冰里蛰着；向西的沙漠里，骆驼踩出咯吱的响；再往南，南海的礁石缝中，鲍和珊瑚守着没人认领的年月。三站像三个被风刮散的半句，他一站站拾，一站站听。
残卷要找的，原不是药方，是替一个等了一辈子的人，把没说出口的话，说给水、说给沙、说给雪听。苏远走得慢，却走得实。冷叙述里没有喊疼，只有医者对生死最朴素的还账——有些病长在人身，有些病，长在一个时代的沉默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