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一年六月初，北岭省城，那栋楼三层的办公室。
白纸包着三百八十块，搁在桌子角上。
白纸包，方方正正，搁在桌角上。这东西不是送上来的，是退回来的。
“退回来了。”严铁鹰说。
范江海没动。他看着那个纸包。
纸是白的，包得方方正正，四个角都掖在底下，外头捆着一根线，线也是白的。
包得这么齐整，绳结都掖在底下——这是不叫人看出里头是什么，也是不肯留下一点自己的手印。
“谁送上来的。”
“村里人捎的。”严铁鹰说，“搁在办事处门口，交给岗上，一句话没说就走了。岗上没敢拆，拿上来给我。”
一句话没说就走了。连个字都不留，这是把话都撂在这包纸上头了。
“包上有没有字。”
“一个字没有。”
“几天了。”
“三天。”
三天。这包东西在门口搁了三天，没人敢动。
他把那根线解开。
线绕了三圈，解到第二圈的时候他停了一下，才接着解。纸摊开，里头是三张一百，一张五十，一张二十，一张十块。都是新的，边角齐着，一点折痕都没有。
解到第二圈停了一下。他也想不明白：钱怎么还能退回来。
新票子，边角齐着，一点折痕都没有。这钱一分也没人动过。
他一张一张数过去。
三百八，一分没少。
一分没少。退钱的人，连一张票子的边都没折。
“你数过。”
“数了两遍。”
他把钱摞齐，搁回纸上，拿烟灰缸压住。缸里有三个烟头，掐得很齐。
拿烟灰缸压住。压住的不是钱，是这一桩退回来的事。
“花圈呢。”
“倒在台阶底下。”严铁鹰说，“第二天早上，村里扫街的把它挎到村口的垃圾池去了。我让人去看了一趟，架子断成两截，白纸花让过路的车碾过去一半。”
架子断成两截，白纸花让车碾掉一半。一个花圈送到村口，就落成这样。
“谁去看的。”
“姓武的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，就回来了。”
“那半张纸呢。”
“在他兜里揣着。”
“叫他上来。”
姓武的二十五岁，在司机班。
他进门的时候两只手贴在裤缝上，从兜里掏出那半张纸，搁在桌沿上，手收回去的时候在裤子上擦了一下。
手在裤子上擦一下。这半张纸他揣了好几天，揣得手心发汗。
纸是白的，撕口斜着下来，边上起了毛。上头有两个字，底下划着一道横。横划得很重，纸都划透了。字上压着一个指印，圆的。
一道横，纸都划透了。写这一笔的人，是把心一横。
范江海把纸拿起来，对着窗户。光从纸背后透过来，划掉的那一道比别的笔画都粗。
对着光照。光从纸后头透过来，那一道横黑得最沉。
“这字是你写的。”范江海看着严铁鹰。
“是。”
“为什么划。”
严铁鹰没立时答。他看着那条纸。
“写上就得认。”他说，“认了，人家就把它撕了。”
写上就得认。写上了，名字就成了人家手里的一张纸，撕不撕由不得他。
“办事处这两天接了电话没有。”
柏向南站在门边上，手里捏着本子。
“六个。”他说，“三个问花圈的事，两个问康小满。还有一个是县里打来的，问省城送过去的那个花圈，是谁让送的。”
“你怎么说的。”
“我说不知道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记下来了。”
“他记，你也记。”
他记，你也记。一句话两层意思：人家在记这楼里的账，这边也得把账记着。
柏向南把本子翻开，写了两行。写完把笔帽扣上，扣的声音比平时重。
扣笔帽的声音比平时重。这一笔写下去，谁都不轻松。
“巡视组呢。”
“从宁川回省城了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在涝洼待了两天。”
“那天拿走的那个塑料袋，里头是什么。”
“打听着了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是个本子。”
“什么本子。”
“没打听着。”
没打听着。这四个字，柏向南说得比前头几句都慢。
范江海把那半张纸放平，指头在纸角上按了按，把它理直。
按一按，理直。这半张纸，成了桌上最不起眼、又最沉的东西。
严铁鹰还站在桌子前头。
“补不补。”他问。
“补什么。”
“再送一趟。这回把名字写上。”
范江海把纸搁回原处。
“写谁。”
“写您。”
“写了我去不去。”
“您不去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东西到了就行。”
“东西到了，人不到，人家照样往外扔。”
东西到了人不到，人家照样往外扔。这一句话，把前头那些算计全捅破了。
严铁鹰没接话。他站着，两只手垂在身侧。过了一会儿才开口。
“我跟了您二十二年。您送出去的东西，没有退回来过。”
跟了二十二年。二十二年里，这楼里送出去的东西，没有一样是这么退回来的。
“这回退回来了。”
“他儿子还说了一句话。”严铁鹰说。
“说。”
“名字不用他写。”严铁鹰说，“写了他也别来。”
屋里静了一下。窗台上那盆绿萝垂下来一根叶子，搭在玻璃上。
静得能听见窗台上那根叶子搭在玻璃上。
送出去的礼头一回叫人退回来，退得干干净净，一个字都没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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