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天她请了假。
她从头又看了一遍。这一遍看得慢，一页要停两回。
一页停两回。头一回看数真不真，第二回看那笔迹底下藏着啥。
看到中间，她停下来不动了。
那几页上头也夹着别的行。煤球，一斤酱油两毛三，一袋盐，一双棉鞋九块。跟她自己记账那种数一样，半个零头都不多。
煤球，一袋盐，一双棉鞋九块。这些数搁在别处不算啥，搁在这个本子里，就全变了分量——那点大钱，是从这些一块两块里头一分一分抠出来的。
同一支笔，同一个本子。大数在前头，几毛的在当中，一行一行往下排。
说白了，这不是一本账，是一个人的一辈子：大处记着人家的，小处记着自己的。
她把这一页翻过去，又翻回来，翻了三回。
翻过去又翻回来，翻了三回。看的是字，认的是人。
中午她煮了半碗挂面，没吃完，碗搁在桌上，汤上结了一层皮。日头偏西的时候她眼睛发干，拿凉水抹了抹脸，回来接着看。
半碗挂面都吃不下。不是不饿，是心口堵着，饭咽不进去。
她数页数。数了两遍，两遍都是一百四十六。
数了两遍，都是一百四十六。她不是怕数错，是想再数一回——这一百四十六页，一个人写了半辈子。
傍晚小任来了。他站在门口没进来，怀里抱着三本大样。
“苏老师，社里问了，说您这假请得急。”
“我病了。”
“您没病。”
“我病了。”她说，“我说了，你照这么报上去。”
小任站了一会儿，把大样换了只手抱。
“那我跟您说一句。您手上那个东西，要是往外送，您手里得留第二份。”
“这就是第二份。”
“原件呢。”
“在一个人手里。”苏念说，“那个人还在算。”
小任没听懂。他往屋里看了一眼，看见床上摆着的纸，摆得像三排瓦，他没往前走。
像三排瓦。他没往前迈一步——这一步迈过去，就成了他经手的事。
“我印东西方便。”他说，“一楼那台机器我熟。”
“不用。”
“不用也行。”小任说，“您别一个人扛着。”
别一个人扛着。话说得轻，里头的意思重：这楼里要出事了，他想替她分担点，又不敢明说。
他下楼去了，脚步很响，走到二层停了一下，又下去了。
在二层停那一下，是差点又上来，末了还是走了。
第三天夜里九点多，电话响了。
是她闺女。闺女今年二十六，在城南一个店里管账，一个月歇四天。
“妈。”
“嗯。”
“我要用钱。”
“多少。”
“五千。”
“干什么用。”
“办事。”闺女说，“你别问。”
你别问。三个字，噎得人没话接。
苏念坐在床边。电话线是白的，绷在她手背上。
电话线绷在手背上，勒出一道白印。
“下个月我给你凑。”
“你上个月也说下个月。”
“下个月凑。”她说，“凑齐了挂号寄。”
闺女在那头静了一会儿。
“妈，你还写那个东西么。”
“写着呢。”
“你别写了。”闺女说，“你今年五十一了。”
五十一。这岁数搁在别人家里，是该抱孙子、看戏、歇着的岁数。
苏念把手里那张纸角捋平。那张是复印件的第九页，右下角有一个黑手印，五个指头，糊了一块，底下一行字被糊掉了半行。
“这一回不是我写的。”
“那是谁写的。”
“一个记账的。”
“记账的。”闺女说，“记账的你管什么。”
“她把数记下来了。”苏念说，“几十年，一笔一笔。”
几十年，一笔一笔。这话一出口，那头就没声了。
闺女那头有人喊她，她应了一声。
“妈，我挂了。”
“嗯。”
电话断了。屋里只剩台灯的声音。苏念把手印那一页举到灯底下，看了很久。那只手是压上去的，指头挨着纸，边上还带纹。
举到灯底下看，五个指头的纹都在。她心里头透亮：那不是印歪了，是那只手按下去的时候，按得太实。
她起身把窗台上那个铝饭盒端起来。蒜苗根底下压着一把小钥匙，铜的，磨得发亮。她拿钥匙开了床底下那个木箱。
钥匙磨得这么亮，是常摸的。这个箱子，这些年她没少开。
箱子里是四本采访本，两本摘抄，一摞剪报。报纸皮换过好几回，最里头那一层纸脆了，一碰掉渣。
纸脆了，一碰掉渣。不是纸老了，是日子太久了。
她翻到摘抄本后头。夹着的是几张退稿签条，都是挂号退回来的那种，纸薄，边上带毛。
最底下那张签条的背面，抄着一个电话号码。是她自己的字，写得比现在硬。旁边一行小字：省院。再下头一个姓：江。
一九九〇年冬天，她在省城那家招待所住了四十天。那四十天里有人来问过三回话。第三回来的是个瘦高的人，说话慢。他走的时候在纸上写了一个号，推给她，说你要是想清楚了，可以打这个号。
她抄在签条背面。抄了两回，头一回写错了，划了，重写。
抄了两回，头一回写错，划掉重写。为啥抄得这么上心？因为这一个号，她心里头掂量了二十年。
二十年，她一次没拨过。
二十年没拨。拨出去就一句话的事，可这句话一出口，往后的日子就不是她一个人能算的了。
她把签条折了一下，塞进上衣内兜，套上外衣，出了门。
折一下，塞进内兜。搁在贴肉的地方。
胡同口那家小卖部还亮着灯。柜台上搁着一部电话，压在一个纸盒上，盒面写着：市内三毛，长途八毛。看店的老太太把计算器往边上挪了挪。
“打长途。”
“打哪儿。”
“省城。”
老太太指指电话：“响三声算接通。”
苏念把签条摊在手心里，一个数一个数往下按。按完最后一个数，她把听筒贴在耳朵上。
一个数一个数往下按，按得慢。手心里那张签条软了，汗浸的。
响了六声，没人接。
六声，没人接。她心里头咯噔一下——怕的不是没人接，是人家不肯接。
她把听筒挂回去，从兜里摸出两枚硬币，又拨了一遍。
两枚硬币，又拨一遍。这一遍要是还不通，这个号就真白抄了二十年。
这一遍响到第二声，对面把听筒拿起来了。
“江老。”她说，“我这儿有一样东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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