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〇年腊月，京城，城西那个邮电所。
“信封呢。”
“进袋了。”
“哪个袋。”
柜台里那个姑娘把手往底下指了指。
“往外走的袋。”她说，“上午十点那一趟，车走了。”
范江海站在窗口前，没动。
晚了四十分钟。四十分钟，一封信就出了他的手，进了一个他摸不着的地方。
玻璃上有一层哈气，他抹了一道。柜台沿的漆磨掉了，露出底下的铁。屋里生着一个炉子，煤味压着浆糊味。
“单子我看一眼。”
“单子不能看。”姑娘说，“得有手续。”
“什么手续。”
“寄件人来，带身份证件，说寄错了。”她说，“东西还在柜里能取。袋子封了口，走了车，就取不了了。”
“现在几点。”
“十点四十。”
他把手从窗口里收回来。手心里有两道印子，是柜台沿压的。
两道印子压在掌心上，压得挺深。手往这儿一搭，人就挪不动了。
“几天的路。”
“往南，两天。”姑娘说，“到那边还得倒一站。”
“走到哪儿算你们不管。”
“不管。”她说，“戳一敲，就交出去了。”
戳一敲，就交出去了。一个木头戳子往纸上一按，这东西就跟寄信的人没关系了。
他退开一步。身后排队的人往前挪了一寸。一个抱孩子的女人喊了一声。
他退了这一步，后头的人一拥就上来了。到了这儿，谁也拦不住谁。
车上他坐后排。柏向南把一张纸摊在膝盖上，纸上是他自己的字，一行一行。
“邮电所那边我留了个人。”
“留人干什么。”
“看来取东西的人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哪一路车，几点发，几点到，我让他们抄。”
“抄得着吗。”
“抄得着车次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抄不着里头。”
抄得着车次，抄不着里头。这话说得实在：车能追上，信封里头的东西，追不上。
范江海看着窗外。路边那排树全光了，枝子岔在灰天上。
“几点发的车。”
“十点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袋子上了车，往南。下一站是省城那个局，明天后半晌到。”
“明天后半晌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到了那边，就在人家手里了。”
“到了那边，”柏向南说，“按件走，一件一件分。”
“发到哪儿去。”
“发到地址上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地址在皮上。”
地址在皮上。皮上写了什么，谁也不知道，可它就这么一路往前走了。
车里静了一段。司机在路口等灯，脚踩着刹车，车抖。
“信皮上写了什么。”
“我没见着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柜台那个姑娘说，字小，一行，底下是个名字。”
“什么名字。”
“她没记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一天过几百件，她谁也不记。”
一天过几百件，谁也不记。这一封信在一堆信里，就跟没了名儿一样，混过去了。
范江海把那张纸拿过去，看了两遍。纸上的字很整齐，一笔一笔。
“铁鹰呢。”
“在车上等您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一早就去所里了。”
邮电所后门那条巷子里停着一辆车。严铁鹰站在车边上，脚底下踩着一层踩实的雪，帽子没戴，耳朵冻红了。他手里的收据角上卷着毛。
帽子没戴，耳朵冻得通红。这一趟他跑得急，连帽子都顾不上戴。
“进去说没用了。”他说，“柜台换了一个人。”
“换了一个人。”
“早上那个姑娘调班了。”严铁鹰说，“我跟这个说了半个钟头。先说寄错了，让他把袋子拆开。他说袋子封了口，拆不了。我说家里老人病了，寄的是药。他说药能重寄。”
“你给钱了。”
“给了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他把我手推回来。他说他在这儿坐十九年了。”
在这儿坐十九年了。一个人在一个柜台上坐了十九年，什么话没听过，什么话也不信了。
他从兜里摸出一小团纸，摊开，是那张收据。上头的字印得很淡，数儿是手写的，三块二。底下有一个戳，戳上是一个圆的，边上缺了一块。
戳是圆的，边上缺了一块。就这么个缺了口的戳，把一封信送出去了。
“他给我指了那条路。”严铁鹰说，“袋子搁在筐里，筐搁在架子上，架子底下是板车。板车推到巷子口，上了三轮。三轮拉到西站。这都问他问出来的。”
“问到这儿有用吗。”
“有一样。”严铁鹰说，“装车那会儿，袋子在后门搁了二十分钟，就一个老头看着，他倒水去了一刻钟。”
范江海看了他一眼。
一刻钟，一个老头，二十分钟。这三样凑在一块儿，够一个人起念头的。
“那一刻钟里，”范江海说，“你想过没有。”
严铁鹰把收据捏在手里，捏成一个小团，又展开。
“没有。”他说，“我就是跟您说，路我摸清了。您说要，我现在就去西站。我没有那么想。”
这一句话他没敢正眼看人。捏成团，又展开，两张手心里都是话。
“西站在哪儿。”
“三十里。”
“三十里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去干什么。去了把一车信都翻一遍？”
严铁鹰没答。
“上车上等着。”
“是。”
他上了车，坐驾驶位后头。车门带上，玻璃上起了雾。他从雾里往外看，巷子很窄，雪上两行脚印。
两行脚印，一进一出。他这一趟跑得快，可什么也没拦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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