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〇年腊月，京城，那栋楼十二层。
“退回来了。”
柏向南把牛皮纸信封搁在桌上，搁在他手边。信封口朝上，没封。
“哪个退回来了。”
“您那份。”
范江海把信封拿过来。里头一张单子，薄，退回来的时候折过，折成三道。单子最上头压着一行字，四个，手上写的，横很平。
“就这四个字。”
“就这四个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底下没有别的话，连个附件都没有。”
四个字，连个附件都没有。往回退东西，退得这么干净，是压根儿不打算跟你多费一句话。
范江海把那四个字看了两遍。第一遍看的是字，第二遍看的是笔。笔不是他的，也不是柏向南的，压得重，收笔的地方挑起一点，是支没削的铅笔。
没削的铅笔，压得重，收笔还挑一下。写这行字的人，是有意写得这么硬。
窗缝里进来一股冷气，贴着地走。他坐在那儿没动，先觉出的是手。手指头一根一根凉下去，凉到指节，再往手背上走。
一股冷气贴着地走，先凉的是手。手指头一根一根往下凉，凉到指节，再往手背上爬。这一凉，不是屋里的凉，是心里头的凉透出来的。
“上回送出去三个人的，都办了。”
“两个办了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有一个是改过表才办的。您这一份，退回来的时候一样没改。”
改过表才办得成，他没改。一个表上的字不是他愿意填的，这一份就得原路退回来。
“去问一趟。”
“问过了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人家就说这四个字。后头跟一句，按规定。”
“什么规定。”
“没说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我问到第三回，那边换了一个人，说话是个女的。她说得比前头那几位细，细到只有一句：您别问了。”
您别问了。这一句话说得越细，后头的事越大。
“北边呢。”
“那边也一样。”柏向南说，“电话是两分钟前来的，我没记在本子上。”
“记上。”
“记了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就记了两个字：来过。”
柏向南没走。他站着，本子合在手里。
范江海把那张单子翻过来。背面是白的，正对着灯照，能看见正面那四个字的影子，反着。
正面四个字，背面照出来是反的。反着看也是一样的字，一个字都划不掉。
“巡视组上礼拜要的那份日程表，要的是多长。”
“三年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上回要的是一个月。”
“加了多少。”
“加了三倍。”
一个月变成三年，加了三倍。要的日子越往前推，翻出来的东西就越多。
范江海把信封折起来，搁进抽屉，又拉出来，搁回桌上。这一来一回，他用了两秒。
柏向南的本子在手里翻开了。他低下头写，笔尖跑得很慢。
“写什么。”
“写今天退回一份东西。”
“别写日期。”
“日期在纸上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我写不写，它也在。”
一句话把他说住了。纸上盖着日子，写不写，那一天都在那儿。
下午四点，严铁鹰上来。
他进门把帽子拿在手里，没坐。屋里开着灯，灯管有一头在闪，隔一会儿闪一下。
“北边那个看岗的年轻人，调走了。”
“调哪儿了。”
“还在北岭。”严铁鹰说，“我给他换了个岗，在料场看门，一个月多二百。他家里那笔也处理了。”
“你处理了几家。”
“三家。”严铁鹰说，“去年是十一家。”
“为什么少了。”
“来问的人少了。”他说，“问的人换了。他们不问事，问人。”
“问谁。”
“问的是您哪一年到哪儿去过。”
不问事，问人。事在纸上，人不在纸上。人走过的路，只有人知道。
范江海把抽屉拉开一半。里头搁着一份复印件，纸角上是他自己的笔迹。他把它推出来，推到桌边。
严铁鹰低头看那复印件。他看的时候，左手食指在纸面上按了一下，压住了那一行日期。
一指头压住那一行日期，压的是他自己的眼睛。
“这是上回那份。”
“原件还在我这儿。”
“原件您留着。”严铁鹰说，“这张，我得要原件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因为这张上头有您的字。”严铁鹰说，“有您字的纸，我不收。”
有您字的纸，我不收。跟了二十二年，如今连一张带他字的纸都不肯往兜里揣。
他退后半步。他退的时候，两只手贴在裤缝上，跟他当年站队列是一个姿势。
他把手抬起来，很轻，停了一下。他看的不是纸。他看的是范江海那只按在纸上的手。
“您这张纸，回来了？”
范江海没答。
严铁鹰把帽子戴上，帽檐压平。
“我先走。”
他走到门口，站住。门是开着的，走廊里的声控灯没亮，黑着一段。
“北边井上今年冬天的煤，差着三十吨。”他说，“我没让人去要。”
差着三十吨，没去要。这一句撂下，是替他挡了一记。
他没回头。门带上，走廊的灯亮了，一会儿又灭了。
桌上那几张纸被风掀了一下。北风从窗缝里挤进来，声音很细，像有人在外头拿指甲刮玻璃。
风是从外头来的。可这屋里头，也跟着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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