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〇年四月初，北岭，办公楼三层。
“因私出去的手续，你问过没有。”
柏向南站在桌前，本子夹在胳膊底下，没打开。
“问了一句。”
“问的谁。”
“窗口。”他说，“我说替一个亲戚问。里头那个人抬起头，看了我一眼。”
“哪一眼。”
“看人的那一眼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说这一栏要单位出意见。”
“意见两个格。”
“两个格。”他说，“同意，不同意。”
两个格，一个同意，一个不同意。看着像给人留了路，其实就是一句话：这条路由谁说了算，不在他手里。
范江海把烟盒拿过来，抽出一支，横在烟缸上，没点。
“四楼今天叫人没有。”
“没叫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昨天下午走的，上北边去了，靠窗那个年轻人跟着。”
“去几天。”
“没说。”
柏向南把本子换到左手。
“范书记，我今天多一句嘴。”
“说。”
“窗口那个人我认得。”他说，“三年前他给我办过一回，那回他站起来送我到门口。今天他没站起来。”
三年前站起来送，今天连屁股都没抬。人还是那个人，窗还是那个窗，变的是他自己。
范江海把那支没点的烟拿起来，在桌面上磕了两下，又搁回烟缸上。
“你把表拿回来。”
十点，电话打到海那边。那边天亮得晚，接电话的人睡声还压在嗓子底下。
“哥。”
“你那边几点。”
“三点多。”江涛说，“哥，你这会儿打电话，我心里发慌。”
“慌什么。”
“你不常打。”江涛说，“你有事才打。”
范江海没接这一句。
这一句他没接。接不上，也不能接。亲兄弟，一个在电话这头，一个在电话那头，中间隔着半宿的黑。
“上回你说置了个地方。”
“置了。”江涛说，“有院子，院子里有棵树。你要来，我这儿住得下。”
“住得下几个人。”
那头停了一下。
“哥，你问的是几个人。”
“我问的是地方。”
“地方够。”江涛说，“可我上个月接了个电话。”
“谁打的。”
“不认得。”江涛说，“打的不是我这里的号，是店里的号。他先问我在不在，后头问的是我哥什么时候来。”
范江海把听筒换到另一只手上。
“你怎么说的。”
“我说我哥不来。”江涛说，“哥，我不敢多说一个字。”
不敢多说一个字。这五个字比什么都清楚：连一句家常话，都得掂量着说。
“什么时候打的。”
“上个月十七。”江涛说，“那天我这儿下雨，所以我记得。”
“之后再有人打过没有。”
“没有。”他说，“哥，院子空着，人也空着。你真要来，我不拦。可你要是来了，我这辈子就剩这一个地址了。”
这辈子就剩这一个地址。这话说完，电话两头都没声了。一个地址，是兄弟俩最后落脚的地方。
“你留着。”
“我留着。”
范江海把电话放下。听筒磕在架子上，响了一声。他坐着把那声响听完。
下午三点，严铁鹰上来。他没坐，帽子拿在手里。
“海津港那条路，我问过一句。”
“您别问。”严铁鹰说。
“为什么。”
“三年前那条船上的人，换了两茬。”严铁鹰说，“我认得那个，前年退了，回了老家。新上来的我不认得。我去问，就有人记一笔。”
“记谁的。”
“我的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也有可能是您的。”
范江海看着他。
“你怕。”
“我不怕。”严铁鹰说，“我现在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有人看。上礼拜我去北边料场，后头跟了一辆车，跟到县城。我下车买烟，那车开过去了。回来的时候我又看见它。”
“看清了。”
“看清了。”他说，“是本地的牌照。”
“那辆车你记下没有。”
“记了。”他说，“牌照上倒数那个字，是个零。”
记下车牌上倒数那个字，是个零。跟了二十二年的人，如今连一个数字都得记在心上。
他把帽子戴上，帽檐压平。
“您要走，我不送。”他说，“我送不了。”
“还有一句。”
“您要是走，走之前跟我说一声。”严铁鹰说，“我不劝您，我得算我自己的账。我跟了您二十二年，不想到最后一天才知道。”
门带上。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一下，灭了。
二十二年。这个数说出来，不是要人情，是要个明白。
第二天一早，他让柏向南再去问另一条路。
“今年的出访，有没有空位子。”
柏向南站在那儿没动。
“团是腊月里报的。”他说，“报到上面去，一直没回。往年这时候，批件早下来了。”
“今年呢。”
“今年一个字都没回来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我问过两回。头一回是三月，人家说等着；第二回是上礼拜，人家说，你们报的那个团，名单上的人今年不动。”
“谁说的。”
“没说是谁说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就这一句：名单上的人，今年不动。”
范江海把那支横在烟缸上的烟拿起来，点着了，抽了一口，掐了。
“两个格，一个字，都是他们说的。”他说。
“都是他们说的。”
两个格，一个团，一条路，全在他够不着的地方。到了这一步，他这边一样都使不上劲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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