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〇年三月末，北岭，办公楼三层。
“那句话记进去了。”
柏向南站在桌前，两只手垂着，本子夹在胳膊底下，没打开。
“哪句。”
“回家种地的三个。”
范江海把烟缸往前推了推。缸底上压着一层灰，最上头那个烟头是今早掐的，掐得歪。
“你去要一份。”
“我昨天去了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四楼那个年轻人接的我，站门里没让我进。”
“他说什么。”
“他说材料不能给本人看。”
“一句都不给。”
“一句都不给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一个字都没给我看。”
一个字都没给看。这话说到底就一个意思：那边的事，往后不跟你商量了。
范江海没说话。他把手伸进兜里，摸到那半截铅笔。铅笔在兜里待了一冬，笔杆让手磨亮了。他捏着，没拿出来。
上午十点，四楼朝东第二间。
这回门是开着的。屋里三个人，司马昭坐在那头，靠窗那个年轻人坐着，本子摊在膝盖上，笔帽拔了。桌上那摞纸还在，正面朝上，一个字也没有。
范江海一进门先看那杯水。杯子还在老地方，空的，杯底上有一圈白印，是上回那杯凉水沏下的。
上回满满一杯搁了三个钟头，如今杯底就剩一圈白印。这屋子他出去了几天，杯子一直没人动。
“上回那壶水，我倒的。”司马昭说，“你没喝。”
“我不渴。”
司马昭把暖水瓶拎过来，又倒了一杯，倒满，搁在他右手边。木塞上那道裂缝还缠着线，缠了两圈。
“今天有一句话，请你听一遍。”
靠窗那个年轻人把本子翻到中间。他翻的时候，纸页立起来，范江海看见底下垫着一样东西，蓝的，是一张复写纸。年轻人念。
他看见那张复写纸，心里头就明白了。念一遍，底下拓一份；他在这屋里说的每一句，都成了硬邦邦两张纸，一张搁这儿，一张跟着走。
“去年减下去的人，有三个回家种地的。”
念完他停了一下。
“这是你说的。”
“是我说的。”
“核对一遍。原话对不对。”
“一个字不差。”
年轻人低下头写。笔尖在纸上走，写完了，把复写纸揭开，底下那一页上拓出一模一样的字。他把上面那一页递过来，纸角对着范江海。
范江海接过来看。一行字，跟念的一样。底下空着一行，再底下还有一行，四个字，也是拓出来的：经本人确认。
“签字不签。”司马昭问。
“这字我签了算谁的。”
“算你的。”
算你的，三个字，说得比扳手砸在铁上还实。签下去，这句话就是他自己认的，往后谁问都一样。
范江海把那一页搁回桌上，搁得很正。他手边那支铅笔还在，剩半截，笔尖断过一回，削得很难看。他伸手碰了一下，只是碰了一下，没拿。
“不签。”
“不签也行。”司马昭说，“纸在这儿，你在。”
纸在这儿，你在。这话把后路一下堵死了：字签不签他不在乎，人在就行。
他把手搁在本子上，压了一下。
“上回你说没人记账。”
“没人记。”
“家里那本，谁写的字。”
“她自己写着玩。”范江海说，“记的是菜钱，是电费。”
“菜钱也是钱。”
“菜钱是她的钱。”
菜钱也是钱。一句话，就把一本家里的账，掀到了明面上。
司马昭点了一下头，端起自己那杯水喝了一口，杯子搁下，磕出一声响。
“回去的路上慢点。”他说，“北坡底下那段路，开春翻浆。”
范江海站起来。他把椅子往回推，推得整整齐齐。
走到门口他站住了。
“司马组长。”
“说。”
“我上回说的那个数，是我自己攒的。”
司马昭看着他，没有接。靠窗那个年轻人的笔停了一下。
“我知道了。”司马昭说，“你走吧。”
出门的时候他两手空着。签了的是一张纸，没签的是一句话。可这两样，如今都在人家手里攥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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