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〇年三月，北岭，办公楼三层。
“昨天那三个钟头，我从头到尾问着了。”
柏向南站在桌前，两只手垂着。
“谁让你问的。”
“没人让我问。”他说，“我自己想去问的。”
没人让，自己想去。这话一出口，屋里就静了。手下人自作主张，说到底是一片心；可这一片心，落在这种时候，就是给自己添事。
范江海把烟按进烟缸。烟缸里已经堆了七个头，最上头那个还立着，没摁平。
七个烟头，一上午。他平时一天两盒，可这七个不是抽的，是点着了搁在那儿，一个接一个看着它灭。
那三个钟头，他记得住。
九点进的门，十二点出的门。中间没人进来过，没人送过水，桌上那杯水是他自己倒的，司马昭给他倒的，倒满了，一直放到凉。
他记得椅子。两把，木头扶手，他坐的是靠门那一把，椅背上有一道裂口，用胶带粘过。
他记得窗户。朝东，玻璃上有一道旧裂纹，从角上走进去半尺。
他记得那支铅笔。剩半截，笔尖断过一回，削得很难看。
他也记得自己兜里那支，跟桌上那支一个样。这半天他没拿出来。
三样东西，一把破椅子，一道裂玻璃，一截烂铅笔。人家没问一句重话，可他记住了这三样。他这一辈子看过的东西多了，偏偏这三样记得最死。
饭桌上他把这些说了一遍。说得很慢，一句一句往回放。
王秀芹坐在对面，碗里的饭没怎么动。
“他先问的风。”范江海说。
“风。”
“问今年的风比去年大不大。我说大。”
“你答的什么。”
“我说大。”
“再往下。”
“问井。”他说，“北坡底下那口井，哪年封的，谁封的，为什么封。我说出过事，封了清净。”
“他往下问了没有。”
“没问。”
王秀芹把筷子搁下。
“那你答的什么。”
“我说井上的人今年换冬衣了。”
“你说了这个。”
“说了。”
“换的是新的还是旧的。”她说，“他这么问的吧。”
范江海没说话。
“你答的哪一句。”
“我说二号的换了新的。”他说，“五号那边自己补了补。”
她看着他，看了一会儿，把碗往边上推了推。
“昨天你怎么跟我说的。”
“我什么都没跟你说。”
“你昨天回来，我做饭，你坐在那儿。”她说，“你说井上的人这个冬天好过。”
“我说过。”
“那就是补了补。”她说，“自己补的，好过不了。”
自己补的，好过不了。这六个字，比什么账都算得清楚。
十一点，他一个人在书房。
桌上摊着一张白纸，一支铅笔。他从上到下写了几行，一行一句话。风。井。冬衣。烟。妹妹。账本。铁鹰。儿子。北坡那块碑。
一行一句，都是司马昭问过的。
写完他数了一遍，十七行。底下空着一行，他没写。
十七行，一行一个字，看着不多。可真要一行一行答下来，够一个人答一辈子的。底下那一行空着，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填什么。
抽屉里有几页纸，是上个月从北边带上来的。纸上只有一些数，一行一行，字很小，是会计写的，不是他写的。
他翻到第二页，拿铅笔对着上头的数一行一行看。看到第三行他用铅笔在纸边上划了一道，划得很轻，纸没破。
划得轻，怕破。
看完他把铅笔搁下，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又走回来。
那几个钟头里，司马昭问的都是看得见的东西。井，衣裳，岁数，烟。他问一句，答一句。答完了就没有了。
只有一句是他自己说的。
“去年减下去的人，有三个回家种地的。”
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靠窗那个年轻人的笔动了一下。
自己送出去的话，跟人家问出来的话，不一样。问出来的是一句，送出去的是一把刀。
司马昭没往下问，只问了一句“你手底下现在多少人”。他答了七十三。上回说的是八十六。
他把那张白纸翻过来，在背面写第二行。
三个。
他记得自己为什么说三个。
前年秋天有人来报，说东边那几个看岗的走了，回了老家。当时他在车上，隔着玻璃看了一眼，没说话。去年开春又有人报过一回，他也没说话。
两回报的都是走了的人，没说走的是几个。
那个“三个”，是他自己攒出来的。攒的时候他没觉得这是个事。
司马昭也没往下问。没问，就等于记下了。
这一笔是他自己添上去的。添的时候手不抖，往后再要还，才知道有多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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