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马昭先问的是天气。
“今年的风比去年大。”
“大。”
“你们这儿春天来得晚。”
“晚半个月。”
“你哪年到北岭的。”
“1964年冬天。”
“到今年。”
“四十五年。”
司马昭点了一下头。
“四十五年。”他说，“这么长的日子，我记不住。”
记不住？他心里头透亮：嘴上说记不住的，问的都是小事。风大不大，春天晚几天，哪年来的——这些小事问得越细，越像是早就记在本子上，如今一句一句往外对。
他往后靠了靠，两只手搁在桌沿上。
“北坡底下那口井，哪年封的。”
“〇二年。”
“谁封的。”
“我让人封的。”
“为什么封。”
“出过事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封了清净。”
司马昭没往下问。他端起自己那杯水，喝了一口，杯子搁下的时候磕在桌面上，响了一声。
不问，不是不想问。是问到了，记下了，剩下的得留到下回。
“井上的人今年换冬衣没有。”
“换了。”
“换的是新的还是旧的。”
“二号区的换了新的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五号区那边补了补，说还能穿。”
“谁补的。”
“他们自己补的。”
靠窗那个年轻人的笔一直在走。纸响得很轻，一起一落。
“你婶还在。”
“在。”
这一句问得忽然。前头问的是井，是油，是衣裳，一拐就拐到一个老太太身上。问井的人心里有数，问人的那才是真问。
“多大岁数了。”
“八十六。”
“住哪儿。”
“县里老院子。”
“谁照看。”
“邻居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她不愿意搬。”
司马昭看着他。
“你上回去看她是什么时候。”
“上上个月。”
“待了多久。”
“一个钟头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她坐着，我站着。”
司马昭把这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，没接。
一个钟头，她坐着，他站着。这句话说出来轻，可谁听着都得在心里掂一掂：看一个八十多的老人，站一个钟头，站着说话，说完就走。
“你一天抽几盒烟。”
“两盒。”
“戒过没有。”
“戒过两回。”
“戒了多久。”
“头一回三天。”范江海说，“第二回半天。”
司马昭笑了一下。笑得很淡，笑完了还是那张脸。
屋里静了一会儿。暖气片响了一声。
“你妹妹现在干什么。”
“在家。”
“在家干什么。”
“在家。”
司马昭没再问。
问了两次，答了两次。问的人不好再往下追，答的人也不打算往下说。
“你抽的烟，自己买的还是人家送的。”
“自己买的。”
“一年抽掉多少。”
“没算过。”
“你不算账。”
“不算。”
“你家里那本账，谁记的。”
范江海的手在膝盖上停住了。
“没人记。”
“没人记。”司马昭重复了一遍。
“我不记账。”
“嗯。”
靠窗那个年轻人的笔停了一下。停了不到一秒钟，接着往下写。
那一停比什么都明白。三个钟头里，笔没停过几回。这一句"没人记"，让他停了。
接下来问的都是人。
“你跟前跑腿的那个，跟了你多少年。”
“二十来年。”
“二十来年是几年。”
“二十二年。”
“叫什么。”
“严铁鹰。”
这三个字说完，笔又停了一下。
司马昭没往下问。他把那摞纸最上头的一张拿起来，翻过来看了一眼，又放回去，放得很正。
“你手底下现在多少人。”
“不算外头的，七十三个。”
“上回你说八十六。”
“减了。”
“为什么减。”
“用不了那么些。”
“减下去的人，去哪儿了。”
“有的退了，有的调了。”
“有没有回家种地的。”
“有。”
“几个。”
“三个。”
司马昭问到这里，把椅子往后挪了半寸。
那半寸挪得轻。可屋里的人都听出来了：问到这儿，算是问到了正经地方。
“去年走的老同志，你去送过没有。”
“送过。”
“几个。”
“三个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我在前头站着，鞠了三个躬。”
“你儿子在哪儿。”
“在外头。”
“外头哪儿。”
“他不说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一年多没打电话。”
“你打过去呢。”
“打过去是空号。”
司马昭看着他，看了一会儿。
空号两个字，说得干干的。一个当爹的，儿子的电话号码成了空号，这话搁在谁身上都不好受。
“你今天说的每一句，我都记着。”
“记着好。”
“你还有什么要说的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北坡那个碑，”司马昭说，“后头为什么不刻字。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
“谁刻的。”
“别人刻的。”
“你去过。”
“去过。”
“哪一天。”
“这个月。”
司马昭站起来。站起来的时候膝盖上沾了一块灰，他拍了两下，没拍干净。
“那今天就到这儿。”
三个钟头。桌上那杯水满着，他一口没动。
三个钟头，他一句真话没漏，也一句假话没编。这杯水替他守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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