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晚上严铁鹰来了。他没上楼，在车里等着，车没熄火。
车停在下头，机器一直嗡嗡响。这不是懒得下车，是随时准备走的架势。
范江海下去，拉开副驾的门坐进去。
“井上那份名单，他们调了。”严铁鹰说。
“哪天。”
“今天下午。”严铁鹰说，“要的是二〇〇三年到二〇〇七年在井上待过的人，一个不缺。”
“给了。”
“给了。”严铁鹰说，“名单抄了两份，一份拿走了，一份在我这儿。”
他把一个信封搁在挡把上。
信封搁在挡把上，没往他手里递。这人不把东西递到你手上的时候，都是有话说不出口。
“还有一件。”他说，“我想回北岭。”
“回来干什么。”
“您跟前多一个人说话。”
“不用。”
“我就问一句。”
他把信封收回去，塞进内兜。路灯从挡风玻璃化开的那块照进来，落在他手背上。那只手没戴戒指，指节上有一道旧疤。
那道疤他认得。跟了二十二年的人，身上有几道疤都认得。
范江海下车，把门带上。门关得很轻。车停了一会儿才走，没按喇叭。
不按喇叭，这是老规矩。可这一天，他站在楼下听车声走远，心里头咯噔一下。这话他没跟人说。
到家十点。王秀芹在灯下坐着，桌上摊着铁盒。
“今天有人上门了。”她说。
范江海把大衣挂上。
“谁。”
“两个。”她说，“敲门，问是不是范书记家。我说不是。他们说找错了，走了。”
“问了什么。”
“什么都没问。”王秀芹说，“就是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往屋里看了一眼。”
往屋里看一眼，这比问十句还厉害。问话的人记的是嘴上说出来的；看屋子的人，记的是屋里摆着什么。
她把铁盒打开，里头一本账本，一支削短的铅笔，一叠压得整整齐齐的纸。
“这个月我分开记了。”她说。
“分开什么。”
“你的跟家里的。”她说，“这盒子里是家里的。你那些，我一笔也不沾。”
“以前沾过。”
“以前我算不进去。”她说，“现在分得开。”
分得开，这三个字说得平平的。可分得开，是因为早就知道早晚要分。这事儿她心里头透亮，他这会儿也听明白了。
她把账本翻到新的一页，第一行写了个日子，第二行写了个数字，数字后头空着，没写名目。
“空着的是什么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她说，“等我想起来再填。”
她把本子合上，两只手压在封皮上。
“他们要是问我，我就说不知道。”她说，“我是真不知道。我知道的那些记在这个本子里，这是我家里的账。”
她抬眼看了一下门口。
“门口那双鞋挪挪。”她说，“摆整齐点。”
门口那双鞋，一双他的，一双她的，鞋尖朝里，本来就摆得挺齐。她这会儿还要再摆一回。
第三天下午三点，干部会在办公楼三楼开。
二十六个人，坐了两排。暖气烧得足，窗户上蒙了一层水汽。靠窗的人伸手擦出一小块，外头楼顶上的雪水正往下淌。
范江海坐中间。讲稿摊在桌上，第一页三行字，是他自己写的，铅笔，字很急。这么大的会，人家讲稿厚厚一沓，他这里就三行。
他讲北岭。
讲一月的产量，讲二号区那两台老泵，讲工人住的房子窗户漏风，讲入秋以前要把五号区的泵站换了，讲老工人一个月拿多少钱，讲荒原上那口封了的井要修一修围栏，讲去年走的老同志，讲了三个名字。
他讲了四十分钟。
底下人都在记。笔尖在纸上走，一片沙沙的响，响得很齐。没有一个人抬头。
二十六个人低着头，笔尖一起一落，齐得像有人在旁边打着板子。往常讲到老同志的名字，底下总有人抬一下头，今天一个也没有。
讲到第二十分钟上他停了一下，端起杯子喝水，余光里看见第一排有个人的本子是新的，封皮上没字；再往后看，又看见一个本子也是新的。
新本子，封皮上一个字也没有。用了半年的本子，怎么也得写个名、记个年头。这两本，新得干干净净。
他接着往下讲，把第三页念完。
散会的时候没人先走，都等他站起来。他的水杯里还剩小半杯，没人续过水。
这一杯水从开会到散会，一直那么小半杯。往常这屋里，总有人过来给他续。
他拿起讲稿，从后门出去。走廊尽头站着食堂的老赵，手里端着一个盖着布的托盘。
“送四楼的。”老赵说。
“送上去。”
老赵往前走了两步，又回头。
“范书记，”他说，“四楼要了两壶开水。一壶没动，另一壶倒了两回。他们屋里那灯，一晚上没关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
“还有。”老赵说，“他们要了这个月的菜谱。”
范江海站住了。
“菜谱。”
“厨房那本旧的，我给他们了。”老赵说，“上头有划的印子。谁多打了一份，我都在上头划一道。”
菜谱这东西，谁也想不到。可那上头一笔一道，记着这个月谁多打了几份饭。多打一份，就是多一个人。
走廊里暖气片响了一声，水在管子里走。
范江海把讲稿换到左手，右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。他站在那儿，站了有半分钟。然后他往楼下走，脚步很稳，一级一级，跟平时一样。
他在会上照常讲了四十分钟。
这四十分钟，二十六个人，二十六支笔，沙沙响成一片。他心里头跟明镜似的：这响声里，没有一支笔是替他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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