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〇八年九月，北岭荒原。
“你是来旅游的？”
问这话的老头蹲在井台边上，手里捏着一块碎砖。砖是从碑座底下扒出来的，半边带着水泥。
范江海站在碑后头，两只手插在大衣兜里。
“不是。”
“出差。”
“算是。”
老头点点头，把砖搁在脚边，不再问了。他怀里一个布口袋，口敞着，里头是踩扁的瓶子，一个搭一个。他摸出一个，拧开盖，把剩水倒在手心里抹了把脸。手背上一道口子裂着，边是黑的。
那道口子裂着不结痂。一把年纪的人，手背上还开口子，就是没钱买药，也没人逼着他去包。
“这地方没啥看的。”他说，“风大。夏天还有个草，这会儿光剩土。”
“你天天来。”
“天天来。”老头说，“捡东西。一个瓶子一毛，一天四五十个。”
“家离这儿多远。”
“三里。”他说，“走四十分钟，惯了。”
三里地，四十分钟，一天四五十个瓶子。他在心里头算了一下，四五十个瓶子，一天四块多钱。一个人一年到头，一毛一毛地攒，攒到最后手里也没几个数。
范江海看了一眼那口井。井口封了，上头压着一块厚水泥板。井台四周围了一圈砖，正中间立着一块碑，一人多高，背面朝西。
坡底下摩托响，一路响上来。
一个年轻人从车上跳下来，棉大衣外头套着个红箍，袖口拿线扎着。他上来先没看范江海，冲着老头就喊。
“又来了！牌子上写着，你没看见？”
老头站起来，把口袋往怀里收。
“我就在这儿捡，不碍事。”
“不碍事？”年轻人说，“上礼拜那两块铁，是不是你拿的？”
他伸手去拽口袋，拽了半下，口袋脱了手，摔在碑座上。里头那个搪瓷缸滚出来，滚了两圈，停在范江海脚边。缸子上的红字掉了大半，只剩一个“劳”。
“让他捡。”
年轻人回过头。
“你说啥。”
“我说，让他捡。”范江海说。
年轻人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坡下那台车。车边上站着柏向南，一只手扶着车门，另一只手抬起来，朝这边摆了一下。年轻人脸上的横劲往下掉，掉得很快。
那股横劲，对着一个捡瓶子的老头是有的。一看见坡底下那台车，就跟霜打的叶子一样，一掉到底。
“您是……”
“你一个月多少钱。”
“三百二。”
“你回去吧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换个人来站。”
年轻人站着没动。
二十分钟后，坡下上来一台皮卡，车一开，下来三个人。头一个五十来岁，棉帽子没戴正，鞋上一层土，走到跟前先弯腰。
“领导，您什么时候到的。”
“刚到。”
“我姓乔，场上的。”他说，“这一段归我管。有不到的地方，您批评。”
他回过头，冲那年轻人说了一句：“小赵，你先回去。”
小赵没动。乔场长又说了一遍，声音压低了：“回去。”
小赵把手套摘下来，攥在手里。他往坡下走了七八步，忽然站住，回过头，膝盖一弯，跪在了碑座旁边的碎砖上。没人叫他跪。他跪在那儿，手还攥着手套，眼睛看着范江海。
没人叫他跪。这一跪他心里头门儿清，跪的不是他，是那三百二一个月的饭碗。
范江海看着他。
“你爹干什么的。”
“井上的。”小赵说，“干了一辈子。腿瘸了，早下来了。”
“姓什么。”
“姓赵。”
范江海没想起来。他站在那儿，把井上那些年的人从头到尾翻了一遍，翻到一半就停了。他真想不起来有这么一个人。
他真想不起来。这辈子认得的人太多了，认得过来，记不过来。一个腿瘸了的老井工，在他这儿连个名字都没留下。
“起来。”他说。
小赵没起来。乔场长走过去，用脚碰了碰他的腿，小赵才站起来，跟着皮卡上的人往下走。走了十几步，他又回头看了一眼。
“他这个岗明天撤了。”乔场长说，“这个月的钱不给他了。您放心。”
“我没说撤。”
这四个字说出来，乔场长愣了愣，接着就点头，点得很快，跟鸡啄米似的。
他明白，这一点头，那三百二下个月还发不发，全在下一句话上。可这一句话，他不想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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