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〇八年八月十九日，北岭荒原，沙包北边。
“那个圈不能踩。”
声音从沙包后头过来。范江海一只脚正搭在石头圈上。天刚麻亮，霜把碱滩盖了一层，踩下去咔嚓一声。
他回过头。
上来的是个老头。棉帽子，蓝布面，肩上挂着一个布口袋，口袋坠着，走一步磕一下膝盖。他走到圈口，弯下腰，把压在圈上那块砖扶了一扶。砖没歪。他又扶了一下。
砖没歪，他还是又扶了一下。这一扶不是扶砖。是扶一个说法：这底下的东西有人管着。
“你的。”
“不是我的。”
“那是谁的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老头说，“圈里空着。空着的也不能踩。”
“我站外头。”
“站外头行。”老头直起腰，看了他一眼，“你是坐车来的。车在路口，牌子底下。”
“嗯。”
“上头的。”
“不是。”
“不是上头的，谁八里地走进来。”
范江海没答。风把沙贴着地刮过去，扫到他靴面上。
这一句问得他没法答。八里地走进来的，有两种人：一种是有事的，一种是有账的。他自己也说不上自己是哪一种。
“你在这儿干什么。”
“捡东西。”老头把口袋口往上提了提。里头是瓶子，一个搭一个，玻璃碰玻璃，响得轻。“一个瓶子一毛，一天四五十个。”
“这地方有什么可捡的。”
“早先人多。”老头说，“人多的地方，什么都有。”
“上头的来过人没有。”
“来过。”老头说，“八一年通车那回，来过一个女记者，灰褂子，胳膊底下夹个本子，笔别在封皮上。她问我，这儿早先有没有冻伤过人。”
“你怎么说的。”
“我说冻伤的多了。”老头说，“她又问，有没有下放过人。我说不记得了。她记了半页，站在风里记的。”
“后来呢。”
“后来她没再来。”老头说，“头两年我还往路口看。”
头两年我还往路口看。这一句轻，可压得人心里发闷。一个捡瓶子的老头，在路口上等了两年，等一个只来过一回的人。
范江海看着他。老头左边那只耳朵，耳轮缺了小半个，边上一道白，几十年了还是那个样子。
1964年十二月，队上吃糠窝头。一个蹲在管子堆上的人咳得直不起腰，把碗搁在膝盖上。他从自己那个窝头上掰了一半递过去。那人接之前先看了他一眼，才接。
那半个窝头他记得。这张脸他记得。名字他没记住。
名字这东西最不值钱。一张脸记一辈子，一个名字转头就没了。
“你在这井上干过。”
“1964年冬天来的，六六年夏天走的。”老头说，“抬管子。”
“北边那片沙包，”范江海说，“埋着人。”
老头把口袋搁在地上。
“你怎么看出来的。”
“砖摆得平。”
老头朝那个圈看了一会儿。
“七八年冬天埋的。”他说，“井场的，姓楚。那天刮白毛风，他从架子上下来，走到泥浆池边上，人倒了。抬到路口四十来分钟，没到医院。”
“多大。”
“三十九。”
三十九。他手里记着这个岁数。名单上那一行，他当年只用笔尖一划，没看岁数。
“家里来人没有。”
“来了一个媳妇。”老头说，“挎着个包袱，走到井场门口，跪下了。没人敢去拉。跪了有三四十分钟，自己起来的。”
“包袱里是什么。”
“一双棉鞋。”老头说，“新的，千层底，针脚纳得密实。从头到尾，她没解开。”
棉鞋没解开。为啥？因为解开了就是送出去，不解开，就还算是给自己男人留着的。她心里头那点念想，全系在那个结上。
“人埋了以后呢。”
“她把鞋留下了。”老头说，“我拿回去了。我小子那年九岁，脚正长。他穿了三个冬天。”
“后来呢。”
“烂了。”老头说，“扔了。”
扔了。两个字搁在这儿，没人再往下问。
一双千层底，该穿的人没穿上，不该穿的脚穿了三个冬天，最后烂了，扔了。这当间儿的道理，他一句也说不出来。他自己手里那些名字，一个也没比这双鞋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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