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点半，车在楼下等着。
一路向北。路灯一根一根从车窗上过去，出了城就没了，剩下前头那两道白光。
灯一没，黑就整块压下来。他心里头明白，这条路上他不是去看什么景致，是去还一桩旧账。
柏向南在副驾驶上坐着，本子翻开，写了两行。
“写什么。”
“日子，路线。”
“人名呢。”
“不写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这趟没别人。”
天快亮的时候到宁川。收费站边上排着队，栏杆抬起来又落下。
“您上回走这条路是什么时候。”柏向南问。
“二十八年。”
“那会儿有这条路没有。”
“没有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土路，车辙冻得硬，轮子压上去咔一声。”
进了城，他让柏向南在招待所门口下车。
“您一个人进荒原，我不放心。”
“你在这儿等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我回来还走这条路。”
柏向南站着，把本子合上，又打开，最后什么也没写。他从街口找了一台旧吉普，一个五十来岁的司机，不认得范江海。
不认得才好。这一趟他不要人认得。
出城往北。柏油路到头了，前头是一条土路，压着两道车辙。路边立着一块牌子，白底黑字，漆是新的。牌子上头四个字，底下两行小字，小得看不清。
“停路口。”
“前头还有八里，能开进去。”
“停这儿。”
司机看了他一眼，把车停在牌子底下，自己也下来了。
“您几点出来。”
“别等。”范江海说，“车留在这儿，你在车里睡。”
他下了车，往里走。
风从西边过来，割脸。雪还没下透，碱滩上一层白，踩下去是硬的，咔嚓咔嚓。
走了二百来步，他站住。
1964年十二月，他从泥浆池那边扛着土袋子往井口跑，跑一步陷一步。那年他十九。一九六五年一月，他和康小满贴着地，一前一后，往井口爬。康小满的棉帽子掉在泥里，他捡起来塞回那人怀里。
泥浆池还在。冻到底了，成一个坑，坑底结着碱壳，边上堆着几块碎砖。他在坑边上蹲下去，抓了一把土。土是干的，搓开，里头有一点黑。他把土拍干净，站起来。
二十八年了，这土里还有一点黑。那点黑是他十九岁那年跟原油一块儿落下来的。
往南看，一片抽油机在动，一下一下，点头似的。那一片从前是空的。
往北是一片沙包。苦役井再往北，那片沙包上，埋着一个人。那年石春生说，他娘死在医院走廊的长条椅上，夜里两点，护士来过两趟，说没床。石春生两只手十九道裂。他自己那年二十七道。
这两双手上的裂，搁在一块儿一比，他这辈子头一回没话说。
他往北走了二百来步，看见一个石头圈。石头垒的，塌了一半，圈里没有土包，只有一块砖，砖压在圈口上，压了两回，是摆平的。
他蹲下去，把砖扶正。他不知道自己扶的是不是那一个。
压了两回，摆得平。这就是有人来过，来过不止一回。
风过去，沙从石头缝里漏下去，细细的，像有人在后头扫地。
走到井场跟前的时候，太阳到头顶了。
井架没了。四条腿，横梁，挂在横梁上的冰壳，全没了。地上剩四个水泥墩子，切口平，锈色发黑。
井口还在。上头压着一块厚水泥板，比当年的铁板宽，四边抹了水泥，抹得很平。板子上落着一层沙，沙上有一个脚印，很小，是个孩子的。
井台四周围了一圈砖，砖是新的，砌得整齐。正中间立着一块碑，一人多高。
碑正面朝东，朝着路。正面什么字也没有。石头磨得光，光得照得见人影子。
朝路的那一面一个字没刻，刻字的那一面朝西，朝着没路的地方。这当间儿的意思，他心里头透亮。
他站着。风把他大衣的下摆掀起来，他用手按住。
然后他绕到西边去。
西边刻着字。四列，字不大，排得紧。上头的字刻得深，越往下越浅。最底下一行让风磨平了，只剩一道印。
他没从头念。他念了两行，停住了。
碑座是水泥的，比地面高出一尺。碑座上搁着一个烟盒。
烟盒压扁了，纸壳软得像布，边上磨出了毛。烟盒上压着一块石头，石头面上有一个雪化的印子，圆的。
他把那一眼看住了。他没伸手。
二十八年前，他站在这个地方，把烟盒搁在铁板上，压在一块石头底下。里头还剩一根烟，断了一小截，烟丝漏出来一点。那根烟放了十五年，他一次没抽。
烟盒还在。铁板没了。
他蹲下去，蹲得很低。他看见烟盒口那儿露出一截纸，黄的，卷着边。风把沙吹过来，打在水泥板上，响得像下小雨。
砸在他心口上的不是风。是那块石头还在老地方，石头面上那个圆印子还在。二十八年，荒原上什么都没留住，就留住了这么一个小盒子。
他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土。他没拿。
坡底下那台旧吉普等着，司机在车门边上抽烟，抽完一根，把烟头摁在脚底下的沙里。
他往回走。走了五十来步，他停住，回头。
荒原上什么都没有。风从西边过来，把沙吹到半空里，一层一层地过。
那口井还在。
架子拆了，铁拉走了，井口封着。上头立着一块石头，正面对着路，一个字也没有。
一个字也没有的那一面，就是给他留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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