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上午，严铁鹰把那个人查着了。
外头下着小雨，楼道的地上都是泥脚印。
“姓廖，四十七。南边来的，早年在印刷厂干过，后来出来摆摊。”他说，“一个人租着城西一间平房，门口搁一个煤炉，炉子上坐半锅水。他娘在乡下，前一阵在卫生院住过十天，出院那笔钱他自己去结的。”
这一段报得越细，越像一份单子。一个煤炉，半锅水，卫生院十天，出院那笔钱自己去结。范江海一句一句听下去，心里头门儿清：这个人不是个难对付的，就是个穷的。
“那两张在哪儿。”
“问不出来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他嘴上话不多，脸上也没有。”
“不用问了。”
严铁鹰抬起头。
“您的意思是……”
“让他以后打不了电话。”范江海说。
严铁鹰把帽子摘下来，捏在手里。
“那得借手。”
“借。”
“借来的手不留名，也不认人。”他说，“上回借出去的那一只，办完多要了一笔。”
“多要多少给多少。”
“从哪儿出。”
“从那一笔里出。”
严铁鹰把帽子戴回去，帽檐压得很平。
“他那个娘。”他说。
“你办你的事。”
“你办你的事”，六个字，说出来只用了半口气。他心里头明白，严铁鹰刚才那句“他那个娘”，不是没说完的话，是最后一句劝。这句劝他没听。
第三天夜里十一点四十，严铁鹰上来了。
他站在门口，没进来。帽子在手里。
“办了。”
“怎么办的。”
严铁鹰没说话。
“说。”
“您别问。”
“说。”
严铁鹰把帽子搁在门边的椅子上。
“借的手是五个人。”他说，“地方是他们找的，城西一个收废品的院子。院里堆着纸壳和铁皮，墙角搁着一台旧地磅。”
“人在哪儿。”
“在墙角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他们是把他搁在那儿的。坐着，背靠着墙，两条腿伸出去。”
范江海把烟盒拿过来，抽出一支，横在烟灰缸上。
“帽子呢。”
“帽子戴得正。”
屋里很静。
窗台上的暖水瓶塞子没塞严，冒着一丝白气。
“谁给他戴的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严铁鹰说，“我们的人到的时候，就是正的。”
这一句比什么都沉。借来的手办完事就走，谁也没工夫给一个人把帽子扶正。那么是谁扶的？这当间儿的话，屋里两个人都听得懂，谁也没往外说。
“那五个人。”
“他们不认。”他说，“东西分了。兜里的钥匙，一块表，一件半新的棉袄，全分了。分完还多要了一笔，我给了。”
“天亮了没有。”
“亮了。”严铁鹰说，“天亮了才有人看见。一个收废品的老头，推着车从院门口过。他先看见的是那双鞋。”
“鞋。”
“摆得齐。”严铁鹰说，“鞋头朝里。”
范江海看着桌上那支烟。
鞋头朝里，摆得齐。这个摆法不是慌里慌张摆出来的。有人特意摆正了，摆给天亮以后头一个打那儿过的人看。
“办得不干净。”
“不干净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他那个娘在乡下，早晚有人问上来。”
“问上来再说。”
“是。”
严铁鹰把帽子拿起来，走了。门带上以后，走廊里那盏灯亮了一下，又灭了。
桌上那支烟立着，一口没抽。
他自己也没想明白，一个人隔着一千多里地，手里拿着四十多张纸，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。可这一笔账，从他说出那六个字的时候，就已经记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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