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到家十分钟，电话又把他叫回楼里。柏向南在传达室等着，手里一个牛皮纸信封，封口粘着，没写字。
“四点搁在这儿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一个人送来的，戴帽子，没进屋。”
“谁收的。”
“值班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说那人问了一句话，问您几点下班。”
问的是他几点下班。这一问，比问他在不在还难对付。他在哪儿，人家早知道了。
范江海把信封拆开。里头一张照片，比手里那张大。照片上是一段楼道，灰墙，墙皮掉了一块。楼道里两个人：一个女人的背，两只手往前伸着；对面伸出一只手，手上接着东西，东西底下垂着两根带子。
照片边上有一道旧折痕。范江海看着它，看了很久。他认得那段楼道。他家楼下那条。墙皮掉的那块，是那年冬天水管冻裂泡下来的。
这一眼看得他心里咯噔一下。说白了，这不是从外头拍来的东西，是从他自家门口掏走的东西。人家拍的不是儿子，是他家门里边那点事。
他把照片翻过来。背面是白的，右下角有四个铅笔字，字写得歪，笔尖很硬，纸背凸出来一点。
十一月十五。
他没动。
这四个字写得歪，可写得稳。写字的人知道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。人家不光是拍了照，还掂过分量。
“柏向南。”
“在。”
“信封里还有别的没有。”
“我看了，没有。”
“送信的人往哪儿走的。”
“往东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走了三十几步，拐进胡同，没回头。”
范江海把照片搁在桌上，正面朝上，两根手指头按住一个角。
“这个日子。”
“记得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二弟走的那天。”
“还有呢。”
“没有了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就这一天。”
十二点整，那部电话响了。柏向南伸手要接，范江海把手按在听筒上，自己拿起来。
“范先生。”
那头的声音不高，有点哑，话说得慢。
“你哪儿的。”
“我手里有一叠。”那边说，“跟您桌上那张是一套的。”
“几张。”
“四十一张。”
“谁拍的。”
“这个我不说。”那边说，“我说数目。”
范江海握着听筒。屋里很静，暖气片响了一声。
“你要什么。”
“钱。”那边说，“我不白要。”
“多少。”
“按张算。”那边说，“一张一份。日子我过两天告诉您。”
“我怎么找你。”
“不用找我。”那边说，“我找您。”
停了一下，那边又添一句。
“范先生，您别让人上街找。”他说，“我这人不经找。”
那边先搁的电话，搁得很轻。
那一句“我不经找”，说得比要钱还硬。他心里头透亮：这不是一个想捞一笔就跑的人。这是个知道自己手里有几张牌、也知道他在乎什么的人。
范江海把听筒往架子上搁，搁偏了一回，第二回还是偏的，第三回才卡进去。
他进了里屋，打开第三个柜子。柜子在墙根，背后立着一卷白纸，是沈怀山那一副。柜子里空着一块，柜底那一圈印子比旁边浅，是账本压出来的。
他把信封搁在那圈印子上，比了比。信封装不满那块地方。
那圈印子压了多少年，压得多深。这一张信封装上去，连个角都填不满。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，胸口像压了块石头。
柜门推上，锁上，钥匙搁回抽屉。
他坐到桌边，把台灯拧灭，又拧亮。灯底下那张照片还在，楼道灰墙上掉的那块皮，看得见。
走廊里有人推车过去，轮子响了一路。窗外对面楼的灯一层一层灭下去。
桌上那支烟立着，一口没抽。
四十一张。人家手里还有四十一张。他这边只剩一个信封，和一个扔进柜子里、连半个角都占不满的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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