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上午，严铁鹰来了两趟。
天晴着，风从楼后头过来，拍在玻璃上，一下一下，跟有人在外头拿巴掌扇。
头一趟说的是那个学生。
“他父亲的位子昨天下午换了人。”严铁鹰说，“母亲被叫去谈了一次话。谈完在楼道里坐了三十分钟。”
“谁叫的。”
“底下的人叫的，不是我。”严铁鹰说。
“你知道。”
“知道。”
“知道了还看着。”
“出一回。”严铁鹰说，“往后就没人拍了。”
范江海把手里那支烟在烟灰缸边上磕了一下。
那一下磕得不重，烟灰没掉。他心里头门儿清：这一回不是下头的人自作主张。有人拿那个学生当口子，往下试他的斤两。
“那个学生呢。”
“没动。”严铁鹰说，“动他没用。他手里还有。”
“有多少。”
“问不出来。”
问不出来这四个字最扎耳朵。说白了，一个二十来岁的学生，手里攥着的东西，比这楼里坐着的哪一个人都硬。
那天早上七点，传达室报上来一句话。院门口站着一个女人，四十来岁，拎着一个布包，说要见一个人，说不上名字。
“哪儿的。”
“南边来的。”严铁鹰说，“那个开车的老婆。”
“站多久了。”
“两个钟头。”
范江海把窗帘拉开一条缝，往下看了一眼，又拉上。
楼下那棵树刚发叶，影子落在地上，很碎。
那个女人就站在那片碎影子里。两个钟头，脚底下没挪地方。他只看了一眼，这一眼他记住了。
“送她走。”
“她什么也没说。”严铁鹰说，“在地上坐了一上午，中午自己走了。”
“票给她买。”
“买了。”严铁鹰说，“她没上车。”
这一句搁在屋里，谁也没接。为啥？因为她不是来要钱的，也不是来哭闹的。她是来等一句人话的。这一句他没给。
那一整天楼里都在做事。有人去查那个学生的老家，有人去看那个人住过的医院，有人从南边带回一张纸，纸上按着一个手印。
范江海一件一件听，听完一件点一次头。他不问过程，只问结果。
到了下午，纸上的事都办完了。他坐在桌边没动，桌上那杯茶凉了也没人换。窗外有个收废品的老头推着车过去，喇叭叫了两声，从楼下一直拖到街口。
范江海把烟按进烟灰缸。这一支只抽了一口。
第二趟是夜里十一点四十。
柏向南先进来，手里一张纸，纸还是热的。他没说话，把纸搁在桌上。
“哪来的。”
“网上。”柏向南说。
“什么时候。”
“二十分钟前。”他说，“国内已经有人转了。”
那支烟在烟灰缸里灭了。剩下那截立着。
“几处。”
“数不过来。”柏向南说。
他说完退到一边，两只手垂着，没再开口。
台灯照着那张纸。纸上还是那间屋子，黄的灯，桌上的瓶子，他儿子站在最中间，一只手举着。
抽屉里那张黑白的还在。孩子站在墙根底下，两只手背在身后。
两张照片，一个孩子。前一张是别人让他那么站的，后一张是他自己举的手。这当间儿隔的那些年，他不敢算。
窗外，对面楼的灯一层一层灭下去。楼道里有人走过去，脚步很轻。
台灯底下那张纸，一晚上没动。
这张脸从今往后不归他管了。他删一张，底下冒出十张。他这一辈子办成过那么多事，头一回碰上一个东西，拿钱、拿人、拿官帽子，都按不住它的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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