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栋楼的电梯修了两个礼拜，上楼下楼都走楼梯。
第五天上午，他从三层上到四层，在窗边站了一回，站了不到半分钟。柏向南跟在后头，没出声，把文件夹换了只手。
换了只手。他想扶一下，手伸出去又收回来了。
进了办公室，他坐下，把眼镜摘了擦一擦，又戴上。
“上回那份材料，重排一遍。”
“排哪一栏。”
“字号。”他说，“放大一号。”
柏向南的笔停在本子上头。
“您说什么。”
“字号放大一号。”
后头那半句他没有重复。
那半句不用说出来，两个人都知道是什么。
柏向南没记。这一回他没往本子上写，把笔帽扣上，出去了。范江海看见他把本子合得比平常慢。
合得比平常慢。这一慢，是心里头在掂量：这一句，记还是不记。
范江海把那份材料拿起来，往远处举了举，又拿回眼前。字号是大了，纸是白的。他翻到第二页，第二页上有一行是他自己的批示，四年前写的，字压得很重，笔尖把纸划破过一道，那道口子还在。
往远处举了举，又拿回眼前。远了看不清，近了也费劲，这纸上的字，是让他为难。
窗台上那盆东西死了。谁也没搬走，干在那儿，叶子卷着。
叶子卷着，谁也没搬走。这屋里的东西，一样一样都在硬撑着。
桌上那份退回来的函还压在玻璃板底下。他把玻璃板掀开一角，把函抽出来，翻过去看背面，什么也没有，又压回去了。
掀开一角，抽出来看背面，什么也没有，又压回去。这一来一回，是他还想着能翻出个底。
白雪樱是隔了一天来的。她没上去，就站在传达室门口。
门房打电话上来的时候，他正在看那份放大了字的材料。
“有人找您，女的，说是北岭的。”
他下去。她穿着那件蓝大衣，洗得发白，肩上挎着帆布包，跟五年前一样。
大衣洗得发白，人还是那个人，就是这么些年过去，谁也没往前走一步。
“我不上去了。”她说。
“你怎么来了。”
“办事，路过。”她说，“我数过。我往你跟前站过三回。头一回在碱滩上。”
“我记得。”
“这一回是第四回。”她说，“第四回我也什么也不要。”
头一回在碱滩上，这一回是第四回，什么也不要。这话说得平，可这一句一个钉子，一颗一颗钉在他跟前。
她从帆布包里摸出一样东西，搁在传达室的窗台上。一张旧票，纸黄了，边角起毛，上头印着年份，一九六五。
“这个你拿着。”
“这是什么。”
“留着没用。”她说。
留着没用。三个字，把那些年老早说的那些话，全收了回去。
她把包带在手上绕了两圈，套上肩，往外走。
院门口有一辆车正在倒进来，倒车的声叫了两回。她站在墙根，等那车过去。走过去的时候，她停了一下。
“雪樱。”
“我不问你的柜子。”她说，“我也不问你那卷东西。”
“那你问什么。”
她没回头。
“你早该退了。”
她说得很平，像说今天风大。
像说今天风大。这一句最轻，因为他心里头早就明白。
她走出院门，往街那头去。走到路口，车流把她挡了一下，再看的时候，她已经过了马路。
过了马路，人就混进人群里，找不着了。
范江海站在原地。窗台上那张票搁着，风吹了一下，纸角掀起来又落下。
掀起来又落下。那张纸旧得起了毛，风一吹就动。
他伸手把它拿起来。纸比五年前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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