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〇八年六月，京城。
“那把柜子的钥匙，昨天下去了。”
柏向南站在桌子对面，手里捏着一角纸。
“下到哪儿。”
“不在这儿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柜子上又加了一把锁。一把在那边，一把不在。”
“不在哪儿。”
“他没说。”
一把在那边，一把不在。这话听着平常，底下是：这门，谁都开不全。
范江海把钢笔搁下，笔尖朝外。
上礼拜他让秘书处发了一份函，问那卷底册现在归谁管。函今天上午退回来了，左上角盖着一个章，红印，字看不清。
退回来的函他没扔，压在玻璃板底下，压了半张。
压了半张。留着这半张纸，是留着这一笔。
“那边怎么说的。”
“他说按程序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我问的是那卷东西在不在。他说，程序里没有这一条。”
程序里没有这一条。这一句最干净，一句程序，就把人堵在门外头。
“他多大。”
“四十六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去年才提的。北边下来的，不认得您。”
四十六，去年才提的，不认得您。这句底下的话是：他眼里没有您这个人了。
范江海把桌角那本电话本翻开。第一页上是三个字，上回写了没拨的。他拨了。
上回没拨，这回拨了。
那头响了很久，接的是秘书。秘书说人在会上，散了会回电话。
这半年他打出去的电话能数出来。六个号，两个通了没人接，两个接了说一句就断，剩下两个，回话的都是秘书。
六个号，一个正经话也没说上。这半年，他手里的电话是越来越沉。
到晚上，只有一个回过来。
“老领导，我范江海。”
“听出来了。”
“汉江那边，有一卷底册。”
“我不问底册。”那人说。
“那您问什么。”
那边停了一会儿，杯盖响了一声。
“我问你一句话。”那人说，“八七年你在器材科，那笔账，你自己还记得数吗。”
“记得。”
“你记得。”那人说，“我记不得了。”
记得，我记不得了。这一句是给自己留后路，也是给他上钉子。
“老领导。”
“这一回我不劝你。”那人说，“你自己看着办。”
你自己看着办。这一回没人拦他，也没人帮他。
电话是那头先放的。范江海把听筒搁回去，搁了两次才搁正。
搁了两次才搁正。那只手搁不准听筒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
严铁鹰是晚上来的。进门没坐，帽子上有土。
“我回来了。”
“看见什么了。”
“三个人还在。”他说，“有一个我认出来了，八六年到八八年，他在汉江看仓库。还有那个收摊费的，现在不穿夹克了，换衬衫，早上七点半到。”
收摊费的换上了衬衫，七点半到。人回了屋，就换了副样子。
“抄的东西呢。”
“更厚了。”严铁鹰说，“铁皮柜旁边搁了一台机器，打印的，一天往外吐一摞。”
一天往外吐一摞。这摞纸，是别人一天一天往外掏东西。
“江守正还去。”
“去，一周两天。”
“甘立本呢。”
严铁鹰停了一下。
“不去了。”
“怎么不去。”
“他儿子的学校上礼拜找他谈了一回话。”严铁鹰说，“谈完，他儿子回家没吃饭。”
没吃饭。一个七十来岁的人不去了，不为自己，为儿子。
“谁让谈的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不是我。”
不是我。这三个字他答得快，答得快，就是心里头想过。
范江海把手搁在桌面上。
“那就还是两个人。”
“去一个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他照旧上五楼，旁边那把椅子空着。他抄完一行，自己念一遍，自己应一声。”
旁边那把椅子空着，自己念，自己应。一个人抄，一个人听，听着的是自己。
范江海没答。
“动手吗。”严铁鹰问。
“不动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动谁都留印子。”
动谁都留印子。这一个“印子”，是他这半辈子头一回自己说出口。
严铁鹰把车钥匙在手里转了一圈，停下。
“您从前不算印子。”
“从前我不算。”范江海说。
从前我不算。这一句话认得不轻，认了，也回不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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