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〇八年五月，京城。
“汉江那卷底册，昨天叫人调走了。”
柏向南站在桌子对面，本子夹在胳膊底下，人没坐。
“谁调的。”
“单子上签字的不是办公室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是新来的那位副检察长。”
“江守正签了没有。”
“他没签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单子底下附着一页纸，是他的字。一行铅笔字，写的是补阅南岸坡地九四年底册。”
没签，附着字。这一手最刁：单子上找不着他，纸上全是他。
范江海把钢笔搁下，笔尖朝外。
“他多大岁数了。”
“七十。”
“退了几年。”
“十年。”
“什么时候回去的。”
“去年冬天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一周去两天，自己坐公共汽车。早上八点二十到，十一点走。不带饭，喝缸子里的水。”
七十岁，退了十年，一周两天，自己坐公共汽车。不带饭，喝缸子里的水——他回去不是为混日子，是来干活的。
“眼睛。”
“一只眼看不清。”柏向南说，“看纸得凑到鼻子跟前，一行念两遍。省院给他派了个人，他退了，说不用。”
一行念两遍。眼睛不行了，那就多念一遍，一遍不够两遍。
“他桌子上有什么。”
“一支手电。”柏向南说，“黑的，开关那儿缠着胶布，灯泡换过两回。”
范江海把钢笔帽拧上，拧到底。
十年前那间朝北的屋子停了热水，卸了灯泡。他自己去买了一支手电，两块八，一层一层往上走。
灯卸了，电停了，他自己买一支手电，两块八，一层一层往上走。这一支手电，比什么话都硬。
“还有谁回去了。”
“甘立本。”柏向南说，“退了休，原先在区里管普法。去年冬天也回去了，一周一天，不拿钱。”
“还有。”
柏向南停了一下。
“他把一个人找回来了。”他说，“档案室当年那个干事，二十七岁那个。看守所待过一个月，出来就没回机关，在菜市场收摊费。找他的时候，那人四十了。”
二十七岁进去，出来就在菜市场收摊费，一收十几年。这一笔账，谁也没替他算过。
“找回来干什么。”
“管档案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按天算，一天五十。”
“他答应得痛快。”
“痛快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说那一个月是他这辈子最难的一个月。他还问了一句，这钱走哪儿的账。”
“你怎么说。”
“我说不知道。”
问钱走哪个账。这人心里头清楚得很：钱从哪来，事就归哪管。
范江海把桌上那页文件挪开半寸，又挪回来。
半寸。他这阵子的手，就爱这么挪来挪去。
严铁鹰是下午来的。他站在门里，帽子捏在手里。
“我去一趟。”
“不去。”
“我不跟他说话。”严铁鹰说，“我看看他那摞纸有多厚。”
“不去。”
严铁鹰把帽檐捏了一圈。
“十年前您让我撤，我撤了。”他说，“撤回来那天我跟您说过一句，他那种人，撤不撤都一样。”
“这回也一样。”
“这回不一样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上个月他回了一趟汉江。”
“他回去干什么。”
“他去了纱厂街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三十七号门口那块门牌没了，他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。”
门牌没了，人还站在那儿看。他看的不是门牌，是那块地上的旧事。
“还有。”
“江边。”严铁鹰说，“贺广顺还在码头上扛包。两个人在江堤上蹲了半个钟头。第二天贺广顺没上工。”
“他病了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他老伴说，他一天没说话。”
一天没说话。有些人心里头的账，一开口就得翻出来。
范江海把烟盒搁到桌面上，没打开。
烟盒搁上去，手没伸进去。这一支烟，他到这会儿也没点。
“廖文彬呢。”
“三年前没了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他老伴还在门口摆摊子，垫摊子的还是那两块砖。江守正去了两回，第二回拎了一袋米，老太太没要。”
“她说什么。”
“她说，我们家的账，早清了。”
我们家的账，早清了。这一句顶得人胸口发闷。
“甘立本回去干什么。”
“坐着。”严铁鹰说，“江守正抄，他在旁边念。念错一个字，江守正让他重念。”
“他倒有精神。”
“他眼睛行，腿不行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上五楼，得歇两回。”
上五楼歇两回。一个眼睛不行，一个腿不行，两个老头凑一块儿，一天一天往上爬。
严铁鹰把帽子戴上，隔了两秒又摘下来。
“还有一句，不是我打听的，是底下人讲的。”
“说。”
“这几个人，十年里一个都没往京城写过信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他走了一趟，他们都开口了。”
十年没写信，他走一趟，都开口了。这一趟走下来，开口的不是嘴，是憋了十年的那口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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