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午他去了婶那儿。老太太坐在门口那张板凳上，膝盖上搭着蓝布，布上有两块补丁，一块蓝的，一块黑的。
“江梅呢。”
“走了。”
“又走了。”
又走了。这两个字她没问，是自己说的——她心里头早就算到了。
“这回去了远处。”他说，“养病。”
“什么病。”
“睡不着。”
婶把布捋了一下。
“她上回给我留过一个号。”她说，“我用饭粒贴在门后头了。你拨一遍，我听她声。”
饭粒。一个号码，拿一粒饭粘在门后头，粘了这些天，还揭得下来。
他把那张纸片揭下来，照着上头那行数字拨。七个数字，拨完，那头说，没有这个号。
他把听筒搁回去，搁准了。
“怎么。”
“搬了。”他说，“刚搬，新号还没留。”
这话他说得利索。这些天一有人问起三妹，他就是这一套话，说顺了嘴。
婶嗯了一声。
“她这人，搬了也不留号。”她说。
老太太这一句，是替他把话圆过去的。
她把那碗粥端起来。粥是早上剩的，皮结着。她拿筷子把皮拨开，喝了一口。
“我得吃。”她说，“我得等她的电话。”
等一个打不通的电话，还得把身子养住。这一句比哭还狠。
说完她把那张纸片从桌上拿起来，折了两折，揣进褂子内兜。
“这个我拿着。”
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。门背后留着一点饭粒的印子，发白，粘过好几回。
粘过好几回。这个号她贴了揭，揭了贴，不是一回两回了。
到家十点。王秀芹在灯下坐着，桌上摊着本子，铅笔搁在中间。
“三妹走了。”
“走了。”
“这回是你送走的。”她说，“上回是她自己走的。”
“她病了。”
“什么病我不问。”王秀芹说，“我知道你送她走，不是为了病。”
“为了什么。”
“为了让人看。”她说，“你手底下那几个人，这两天都在看你。”
为了让人看。这一句捅得透：送走一个妹妹，是给几个人看的。
范江海把大衣挂到门后头。挂了两回才挂上。
“顺带。”
顺带。两个字把一桩大事说小了，可事情一点不小。
王秀芹把铅笔拿起来。她往前翻，翻到中间一页，一页上头一行一个名字。她在“江梅”后头写了四个字：四月十一。
“你记这个干什么。”
“记账。”她说，“我记了四十一年。谁替谁担的名，我一行一行写着。”
谁替谁担的名。这一页上，一个名字就是一条命。
她把笔搁回本子中间，笔头朝外。
“江海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这一回赢得很干净。”她说，“干净的意思是，剩下那些人，都学会了。”
“学会什么。”
“学会在你动手以前，先把自己收起来。”
先把自己收起来。这一句，把往后的日子全说完了。
第三天下午，严铁鹰来了一趟。他没坐，帽子捏在手里。
“那十一句，您要的话，我抄一份。”
“抄。”
“我记性不好。”他说，“抄出来怕走样。”
前头说十一句都记下来了，这会儿又说记性不好。这人的话，一头一尾对不上。
范江海没说话。
“下一个是谁。”严铁鹰问。
范江海没答。
下一个是谁，他心里头有数。有数的话，不能说出来。
严铁鹰把帽子戴上，隔了两秒又摘下来。他把帽檐捏了一圈，转身出去。门没关。
天黑以后柏向南进来送文件。本子夹在胳膊底下，是新换的那一本，黑皮，还没磨白。
“本子搁下。”
柏向南的手停在半空，隔了一下，把本子搁在桌上，纸角对得很齐。他出去的时候把门带上了，带得很轻。
手停在半空那一下，他心里头在打算盘。
范江海把本子翻开。头一页上头一行日期，底下是空的。他一页一页往后翻，翻到最后一页，全是空的。
本子用完了，这是新换的一本。
一整本，一个字没写。这比写满了还让人心里发沉。
凌晨三点十分，里屋那台机器响了一声，吐出一页纸。纸上没有署名，没有号，只有一行铅笔字，字还是歪的：听说三妹去养病了。
没有署名，没有号，就一句“听说”。外头的人，比屋里的人还清楚。
纸是撕过的，右边少一条。
右边少一条。这张纸是从那种本子上撕下来的。
范江海把那一页按在桌上。他把抽屉拉开。里头二十七张收条摞着，最上头那张的指印按得很清楚。听严铁鹰说，按这张手印的，是旧楼看桌子的那个小子，十九岁，北岭西沟的。
他把那页纸搁进抽屉，压在收条底下。
压在收条底下。一张纸压着一沓手印，压得再严，也压不住。
那个铁皮盒子还在严铁鹰手里。他没要。
台灯关了。他坐着。今天见过他的人，个个都低了头。低头的样子是一样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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