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〇八年四月，京城。
“她说了一路话。”
“几句。”
“十一句。”严铁鹰把帽子搁在膝盖上，“我记下来了。”
十一句。一路上的话，他一句一句都记下来了。
范江海把钢笔搁下，笔尖朝外。
“念。”
“我就记了一句。”严铁鹰说。
说记下来了，只肯念一句。剩下那十句，是留给自己的。
“哪一句。”
“第八句。”他说，“她说，我哥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。”
这一句最不要紧，他偏偏就念这一句。
范江海把钢笔帽拧上，拧到底。
拧到底。这顶帽子拧到底，话也就到这儿了。
“别的呢。”
“别的记不清了。”严铁鹰说，“车上有水声，她说话声音低。”
“东西。”
“都在车上。”严铁鹰说，“箱子开了。里头三样：一件棉袄，一包纸，一个铁皮盒子。”
“盒子在哪儿。”
“我那儿。”严铁鹰说，“盒子我先收着。”
范江海看了他一眼。这一眼很短。
就这一短眼，两个人心里头都透亮了。
“人搁哪儿了。”
“西边那个院子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两间平房，门口有人。”
上个月他把身边的人数过一遍。数出来的数字是四。
四个人，四样东西。一样在海外，够不着。两样搁在跟前，是手，手不能剁。剩下那一个站在中间，个不高，说话大声，谁都看得见她。
剩下那一个，个头最矮，嗓门最大，最经不住事。真要动一个，只能动她。
他动了那一个。
夜里十一点他去了西边那个院子。院墙矮，墙头上插着碎玻璃。门口那人站起来。他摆了下手，进去了。
上回他隔着一层车窗看这院子，这回他自己抬脚进来了。
屋里一盏十五瓦的灯泡。她坐在床沿上，头发散着，一只鞋没系带。
一只鞋没系带。到这会儿，她连鞋都懒得系。
“你吃饭没有。”
“吃了。”范江梅说，“门口那个小伙子给我买的。两个包子，肉馅。”
“你走以前，怎么不跟我说一句。”
“说了你就不让我走。”
“你要上哪儿去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现在你不用知道了。”
她抬起头。灯泡在她头顶上晃了一下。
“你把我送回去。”
“不送你回去。”
“那你送我哪儿。”
“北边一个县。”他说，“养病。”
“我没病。”
“你睡不着。”
你睡不着。这三个字，比什么病都重，也比什么都好用。
范江梅两只手放在膝盖上，指头抠着裤缝。
“我签什么。”
“一张纸。”
“上头写什么。”
“三个公司的事，你一个人办的。”范江海说，“跟谁都没关系。”
跟谁都没关系。这话说出来，就是把一大家子从纸上摘出去，把一个人按在上头。
她把纸接过去。纸是新的，下半截空着一大块。她凑到灯底下，一行一行看。看完了没抬头。
“跟谁都没关系。”她念了一遍，“哥，那三张纸上都有我的名。”
“你签了，往后没人找你。”
“婶那儿呢。”
“我说。”
“你怎么说。”
“说你养病去了。”
她又看了一遍。看得很久。那张纸在她手里，边上被她捏软了。
捏软了。这纸她看两遍，看软了，也看明白了。
“笔。”
他从上衣兜里把那支笔抽出来，递过去。她把纸铺在膝盖上，签了。签得很正。
“我这辈子签过几百个字。”她说，“这个字签得最正。”
签得最正。签了几百个字，签得最正的这一个，是把自己签进去的那一个。
他把纸折了两折，搁进内兜，贴着心口那一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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