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〇八年三月，京城。
凌晨三点二十，电话响了。
柏向南接的，把听筒递过来，手托着底下。
“船开不了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人也不下船。”
那头有风，还有水响。
“她人在哪儿。”
“船尾，最里头那个位子。”他说，“我们的人在斜对面坐着。她看了一眼，把头转过去了。”
“她说什么没有。”
“一句没说。她说她不下来。”
一句没说，四个字扔出来：她不下来。这不是赌气，这是把话撂在地上了。
范江海把台灯拧开。桌上那支烟横在烟灰缸上，没点。
“别在码头上弄。”他说，“人多。”
“是。”
“她要是下船，直接上车，不要停。”
“是。”
那头没搁电话。风一直在响。
“还有事。”
“说。”
“她上船以后跟一个人说话了。”严铁鹰说，“隔一排坐着个女的，抱着个孩子。她跟那女的说了两句。”
“说的什么。”
“我没听着。”他说，“她声音低。”
“船上还有谁看见她。”
“看见的人不少。”严铁鹰说，“都当她是等船的。”
都当她是等船的。满船的人眼里，她就是个赶路的女人。
五点四十，电话又响。
“孩子睡着了。”严铁鹰说，“她把棉袄脱下来，给那孩子盖上了。盖得很严，连脚都掖进去了。”
范江海没说话。
“那件袄。”严铁鹰说，“要不要拿回来。”
范江海把台历立直。三月十九。
“拿回来。”
那边停了几秒。风还在。
“孩子哭呢。”
“哭一阵就不哭了。”范江海说，“袄要回来，人别碰。”
“是。”
哭一阵就不哭了。这话他说得利索。可那袄是从睡着的孩子身上揭下来的，这一揭，他心里头不是没数。
七点十分，柏向南进来送件。他把文件搁在桌上，摆得很齐，站着没走。
“还有事。”
“码头上刚才来电话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抱孩子那个女的，让人问话了。”
“谁让问的。”
“严副。”
范江海把文件翻过一页。
“您要不要拦一句。”柏向南说。
“不拦。”
一个字，不拦。拦一句是护着那个抱孩子的，不拦，就是让那个女的把该说的都说了。
柏向南退出去，把门带上，带得很轻。
十点，第三次电话。那头有号子声，一声长一声短。
“她下船了。”
“怎么下的。”
“她自己站起来的。”严铁鹰说，“我让人去问那个抱孩子的。隔着两排，她就站起来了。”
“她说什么。”
“她说，别问人家。船是我自己来坐的。”
别问人家。到了这一步，她护的还是旁人。
“然后呢。”
“她要那件袄，我给了。”他说，“她接的时候没看我。把袄叠了三折，抱在怀里上的车。”
叠了三折，抱在怀里。这袄刚从孩子身上揭下来，她还是要抱得这么严实。
“车上几个人。”
“连我三个。她坐后头，中间搁着东西。”
“她哭没有。”
“没哭。”严铁鹰说，“脸一直对着窗户。过桥的时候她往后看了一眼。”
往后看了一眼。她看的是来路，来路上没人追上来。
“她说话没有。”
“说了几句。”严铁鹰说，“我没往心里记。”
没往心里记。这四个字最要紧——听见了，也当没听见。
范江海把听筒换到左手上。
“箱子在哪儿。”
“在我车上。”严铁鹰说，“我直接开西边去。”
“人搁下，箱子拿上来。”
“是。”
电话搁了。屋里又只剩台灯亮着，那支烟还横在烟灰缸上，一口没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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