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〇八年三月，京城。
“三家公司，昨天夜里全撤了。”
柏向南站在门口，本子夹在胳膊底下，没进来。
“撤成什么样。”
“牌子摘了，锁换了。”他说，“人去楼空，一个没留。”
范江海把钢笔搁下，笔尖朝外。
“人呢。”
“早上七点二十上的车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往海津港。窗口买的票，一张。”
一张票。一个人走。连个拎箱子的都没带。
“挂着她名的公司，几个。”
“两个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还有一个挂在一个姓王的女的名下。那人去年没了，公司还活着。”
人没了，公司还活着。这就是当年留下的活口。
上午九点，那栋旧楼三层。
楼道窄，白灰掉了一片。二十几张桌子都空着，椅子推在桌子底下，推得很齐。走廊尽头那间屋子的门开着，锁是新换的，铜的，还发亮。
椅子推得那么齐，走的不是散摊子，是收摊子。一样一样收，收了半夜，一点不乱。
女会计站在屋里，手里捏着一支铅笔，笔杆上缠着胶布。
“什么时候搬的。”
“夜里两点。”她说，“两辆车，四个人。搬的是柜子和纸箱，桌子一张没动。”
“她在这儿没有。”
“在。”女会计说，“她站在窗户底下看着。搬完最后一个箱子，她让我把这张纸交给您。”
纸是从本子上撕的，边上毛。上头两行铅笔字，字还是歪的：
二十七个人，一个都没少。你别来。
范江海把纸捏在手里，没折。
二十七个人，一个都没少。这一句是给二十七个人留的，也是给他留的。
“二十七个人，现在几个在。”
“两个。”女会计说，“一个是我，一个是门口那小子。”
走廊那头站着一个年轻人，十九岁上下，棉袄袖口磨得发亮。
十九岁。跟当年站在泥浆池里那个，一样大。
“你是哪儿的。”
“北岭的。”他说，“我爹是西沟的老周。”
“你不跟着走。”
“梅姐让我留下。”他说，“她说公司不能一个人都没有，得有人看着桌子。”
“她给你留话了没有。”
那小子把两只手插进袖子里，看了一会儿自己的鞋。
“她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。”他说，“什么也没说。”
回头看一眼，什么也不说。这一眼，他得记一辈子。
下午一点，电话进来了。柏向南把听筒递过来，手托着底下。
那头有风。还有水声，一下一下，是浪打在石头上。
“哥。”
“你在哪儿。”
“海津港。”范江梅说，“码头上。”
“几点的船。”
“不开了。”她说，“今儿有风。早上那条停了，晚上那条还没定。”
“你等了多久。”
“从早上十点。”她说，“哥，这水跟咱那儿的江不一样，它是咸的。”
范江海握着听筒，没接这句。
水是咸的。这句话在嘴里过了一遍，他心里的滋味比水还咸。
“你走以前，去过婶那儿。”
那头安静了几秒，风还在。
“去了。”她说，“我给婶洗了脚。我还从身上拿出一块布给她看。那是娘那条毛巾上剪下来的，我这些年一直带着。她看了半天，把布按在脸上，没哭。后来说了一句。”
“说什么。”
“她说，你要走就走远点，别让他追。”
范江海把电话换到另一只手上。
“你回来。”
“不回。”
“你说过，本子上有我的名。”
“有。”她说，“第一本上有，第三本上也有。哥，那三个公司里没有一吨煤，没有一尺地。里头是几张桌子，一台剪片的机器，两箱录相带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我签的时候，你说一家人，好办事。”范江梅说，“我那时候不懂。我现在懂了。”
现在懂了。这三个字，是拿半辈子换来的。
风又响了一阵，那头有人在远处喊什么。
“哥，我不是跑。”她说，“我是没脸站在这儿。上礼拜裁缝铺的老板娘问我，说你们家那个兄弟是不是出去了。我说没有。说完我上了半层楼，腿软，在台阶上坐了一刻钟。”
半层楼，一刻钟。腿软的不是身上，是心里。
“你坐那儿想什么。”
“想我二十七个人下个月的工资。”她说，“想我签过字的每一张纸。”
“船开了你往哪儿去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不知道你还走。”
“走一步看一步。”她说，“哥，你这一辈子，是不是也这么走的。”
范江海没答。这问题他答不上来，也不敢答。
那头把电话搁了。搁得很轻。
搁得很轻。轻得跟他这些天搁不下去的听筒，正是一个反。
范江海把听筒放回去，放准了。桌上那张纸摊在灯底下，两行字，边上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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