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天起，电话多起来。三天里五个人问的是同一件事。
头一个是南边那个办公室，问“有没有一本账”。第二个是个老同学，几十年没打过电话，说了二十分钟家常，最后问一句：江涛走的时候，带东西没有。第三个是孙顺子。
“江海。”
“说。”
“听说江涛走的时候带了个包。”孙顺子说，“包不大，挺压手。”
“你听谁说的。”
“我猜的。”孙顺子说，“我这人猜得准。”
“猜准了有什么用。”
“有用。”他说，“猜准了，我得给自己留条路。路得自己修，您说是不是。”
“路你自己修。”
“我修。”孙顺子说，“我修的时候，顺手也给别人修一段。”
顺手给别人修一段。这话听着热乎，其实是手里头攥着一把锹，谁的路他都敢挖。
电话搁了。范江海把听筒往架子上搁，搁偏了两回，第三回才卡进去。
搁偏了两回，第三回才卡进去。这只手，签过多少东西，今天连个听筒都搁不准了。
第四个人是柏向南。他没问。他在门口站了很久，本子夹在胳膊底下，一页也没翻。
不问，比问更沉。问的人有算盘，不问的人，是把话咽回肚子里。
“你那个本子，跟我几年了。”
“六年。”
“几本。”
“一年的两本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厚的搁家里，薄的随身。”
“都在哪儿。”
“都在我这儿。”
范江海把手里的笔搁下，又拿起来。他没再说这一句。柏向南也没再说，退出去把门带上，带得很轻。
这一句，两个人都听懂了，两个人都不往下说。说到这儿，就差一层窗户纸。
第五个是江梅。晚上八点来的，进门就骂，骂的是江涛。她在客厅里走了二十几个来回。
二十几个来回，把客厅那块地砖都踩热了。
“他把我的名写进去了。”江梅说，“三个公司，两个名是我的。他卖我。”
“谁告诉你的。”
“外头都在说。”她说，“哥，他把我们全卖了。他在外头吃香的喝辣的，我们在家等着人来敲门。”
范江海坐着听。她骂了半个钟头，嗓子哑了，自己倒了一杯水，喝了一半，放下。
骂半个钟头，嗓子哑了，水只喝一半。心里头那口气，水冲不下去。
“哥。”
“嗯。”
“本子上有你的名没有。”
“有。”
江梅站着没动。她把那半杯水端起来，又放下，水晃出来一点，湿了桌面。她拿手抹了两下，没抹干。
没抹干。有些东西，抹两下是抹不掉的。
“我回去了。”她说。
她走的时候没关门，门就那么敞着。范江海过去把门关上，插销推到底。
插销推到底。他这一辈子，门没这么关过。
十一点，他开了第三个柜子。柜子里空了一块，空的那一块在左手边靠里，柜底有一圈印子，方方正正，比旁边的颜色浅。
那是账本压出来的。压了十几年。
十几年压出的一圈浅印子，比什么记号都实在。东西走了，印子还在。
他把铁皮盒子搁回原处，搭扣扣严。最后拿起来的是那块表，江涛走的那一晚搁在桌角上的，玻璃上有一道划痕，皮带换过一回。
他把表搁在那圈浅印子上，比了比。表比印子小得多。
表比印子小得多。一块表搁进去，连那圈印子都填不满。
柜门推上，锁上，钥匙搁回抽屉。
十一点二十，他拨了严铁鹰的号。
“那边有人问账本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让他们知道，账在江涛手里。”
那边停了一下。
“就这一句？”
“就这一句。”范江海说，“谁知道得早，谁就先恨他。”
“那您呢。”
“我等他回来。”
电话搁下。他坐在桌上那叠复印件跟前，从头数了一遍。这本账上出过名的人，他数出十一个。
十一个人，从今天起，都恨江涛。恨一个人才会记着一个人。
他想起十四号那晚，二弟在里屋待的那二十分钟。那个人站在空柜子跟前，什么也没摸着。
二十分钟，站在一个空柜子跟前。那二十分钟，够把一个人从头想到脚。
他把台历翻过一页，压在底下。窗外还没有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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