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里头少了一样。”
柏向南站在门口，没进来。门开着半扇，他人站在门外那道线外头，脚不往里头迈。
“哪一样。”
“那个本子。”
范江海把钢笔搁下，笔尖朝外。笔尖朝外，是他几十年的老规矩——笔这么一搁，就是话说到头了。
“你怎么看出来的。”
“上礼拜您让我进里屋取复印件。”柏向南说，“铁皮盒子我端过一回，手心里轻了一块。”
“轻了多少。”
“一本。”
一个本子能有多大分量？轻得跟没有一样。可柏向南这双手一掂，就掂出来了。
范江海看着他。柏向南把本子从胳膊底下抽出来，翻开，笔尖悬在纸上，没落。
“这一行我写不写。”
“不写。”
“往后有人问呢。”
“问就说不知道。”范江海说，“说三回。”
说三回，就是说到别人不信为止。这话不用挑明，柏向南心里头门儿清。
“十四号下午我在不在。”
“您在外头开会，四点半散的。”
“那天下午有人来过没有。”
柏向南想了一下。
“嫂子来过一趟。”他说，“在一楼站了十分钟，没上来。我下去问她要不要上去坐，她说不用，她拿个东西就走。”
“拿了什么。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我那时候在楼下接电话。”
柏向南把本子合上，退出去，随手带门。门缝合上以前，他往屋里看了一眼，看的是里屋那扇门。
他心里头透亮：这栋楼里最要紧的东西，都在那扇门后头。
走廊里有人推车过去，轮子响了一路。
门关上以后，他开了办公室第三个柜子。
前两个柜子在汉江。这个柜子是进京那年置的，摆在里屋墙根。柜子背后立着一卷白纸，纸边卷了毛，他当年顺手塞在背后，这些年没让人动过。
柜门开了。里头搁着一只铁皮盒子，盒盖上的搭扣没扣严，歪着。
搭扣歪着，说明前脚有人开过，开完没顾上扣严。
他把盒子端出来，搁在桌上。
盒子里还剩几样东西：一叠复印件，几支铅笔，半盒火柴。压在最底下的是两张照片，一张是当年在队里分鱼那天照的，一张是他们兄弟几个站在老家门口。
那本黑皮的账，不在了。
他把盒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，摆开。摆完，桌面摆满了。
一个小铁盒子装得下的东西，摊开来能摆满一张办公桌。可这桌上摆得再满，真正要紧的那一样，让人拿走了。
盒底还硌着一小块硬东西。他把盒子翻过来倒了倒，掉出一枚硬币，五分的，边上磨得发白。
他捏着那枚硬币，坐在那儿没动。
五分钱，搁在盒底压了这些年。当年他在泥浆池里站一天，两毛钱，这枚硬币还不够半天工。
账不在盒子里。账跟着二弟上了飞机。
他心里头跟针扎了一下。账走了，人也走了。剩下的，全在这张桌子上——一叠纸，几支铅笔，半盒火柴，一枚磨白了边的五分钱。
下午三点，严铁鹰来了。他没坐，帽子捏在手里。
“账在谁手里。”
“跟着江涛走了。”
他捏帽子的手停了一下。帽檐上有一圈汗印，颜色比别处深。
“那上头有我的名。”
“有。”
“第几页。”
“第三本，第十一页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你签过一回字，签在边上那个空里。你自己的字，你认得。”
严铁鹰把帽子戴上，隔了两秒，又摘下来。
戴上又摘，看着是小工夫。可这一戴一摘当间儿，他心里头转了多少个来回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“我不问为什么。”他说，“我问一句。他走的时候，记不记得那一页。”
“他记得。”
“他记得就好。”
“好什么。”
“他记着，我就还有时间。”严铁鹰说。
“你要干什么。”
“我什么也不干。”他说，“我等您一句话。”
范江海没给这句话。他把桌上那份文件翻过一页，翻得很慢。
翻得慢，不是没听见。是听见了，不给。
“南边那个本子。”严铁鹰说，“取出来这些天了，底下两个县已经在丈地。”
“丈地不算动土。”
“县里的人问，什么时候动。”
“让他们等。”
“等多久。”
“等到我说动。”范江海说，“那本子上压着三家的地界，我记得。”
“您记得就好。”严铁鹰说，“底下的人也记得。”
底下的人也记得——这话听着软，底下是硬的。
严铁鹰站了一会儿，走了。出门以前他把帽子戴正，两只手插回兜里。他进这栋楼这些年，两只手一直在外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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