范江涛是晚上十点到的。走进来先搓手，搓完笑，眼睛在屋里转了一圈。
先搓手，搓完笑，眼睛在屋里转一圈。这三样凑一块儿，就是心里头揣着事。
“哥。”
“坐。”
“嫂子呢。”
“睡了。”
一句谎，说得跟平常一样平。
范江涛坐下，两只手搁在膝盖上，坐得比平时直。他穿的是一件深色夹克，袖口很新。
袖口很新。这一身是出门的行头，他自己早就打算好了。
“瘦了。”他说，“哥你瘦了。”
“别的话少说。”
“我不说。”他笑了一下，“我就是看您瘦了。”
笑了一下。这一笑，把别的都掩过去了。
范江海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，搁在桌上，不推过去。
搁在桌上，不推过去。推过去是给，搁在那儿是让人自己拿。
“三天以后走。票有人给你办。”
“去哪儿。”
“往南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到了自己看。三年别回来。三年里别打电话，别寄东西，别托人带话。”
不打电话，不寄东西，不带话。这三条摆下来，就是把一个人从这世上抹掉一段。
“三年。”范江涛把这两个字念了一遍，“三年我干什么。”
“活着。”
两个字。这两个字，比什么交代都狠。
范江涛不笑了。他往前挪了挪，膝盖顶上桌沿。
膝盖顶到桌沿。人一往前，就是那句话憋到嗓子眼了。
“哥，我闯的祸，是我闯的。”他说，“可外头那些人，哪一个不是跟着咱们吃的。我这一走，我就成贼了。”
“你本来就是贼。”范江海说，“贼认了，事就小了。”
贼认了，事就小了。话冷，可理在里头：认下来，一摊事就收在一个名上。
范江涛的脸白了一下，又红了。
白了一下又红。这两下，比顶嘴还难看。
“我手里没东西。”他忽然说，“哥，我手里真没东西。我什么也不要，我就要一句准话。”
“准话我给你了。”
“三年以后呢。”
“三年以后再说。”
三年以后再说。这五个字，其实是一句都不敢应。
“三妹那儿……”
“你别管她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你走你的。”
你走你的。四个字，把兄妹那一头也切了。
范江涛盯着那个信封看了很久，最后伸手拿过来，搁进夹克内兜，用手按了两下。
按了两下。按的是兜里的钱，也是心里头那点没底。
他站起来的时候，膝盖磕在桌腿上，响了一声。
磕了一下，响了一声。这一声在屋里，比说话还响。
“哥。”
“嗯。”
“我三辈子还你。”
三辈子。话说得重，可这笔账，一辈子也还不清。
他说完就往门口走。走到门那儿，又回过身，把袖子往上撸了一截，摘下手腕上那块表，走回来，搁在桌角上。
摘下那块表搁在桌角。这是把身上最后一件能押的东西留下了。
表是七八年前哥给他的，玻璃上有一道划痕，皮带换过一回。
玻璃上那道划痕。七八年了，这道痕一直跟着他。
“搁你这儿。”他说，“我回来拿。”
我回来拿。五个字，是给自己留一句回头的话。
范江海看着那块表，没伸手。
“拿着。”
“不拿。”范江涛说，“拿了我就真成贼了。”
拿了就真成贼了。这话说反了，可听的人心里头一紧——他这是拿一句嘴硬，替自己留张脸。
他出去了。门关上，走道里那串脚步声越来越远。
脚步声越来越远。这屋里的日子，从这一夜起就少了一个人。
桌上多了那块表。烟灰缸里搁着半支烟，是他坐着的时候抽的，抽了半截就掐了，烟头立着，没倒。
烟头立着，没倒。抽半截就掐的人，是话没说完就走的人。
送他走的那天，范江海没去。
没去。这种时候不去，是怕自己改口。
柏向南去的。回来的时候是下午三点，站在桌子对面，汇报得比平常短。
汇报得比平常短。短，是因为一个字都不能多说。
“上了。”
“哭没有。”
“没哭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进了通道他一直没回头。过安检那一下，他回了一次头。”
“看谁。”
“看后头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没找着人。他就把手抬起来，举了一下，又放下了。”
举了一下，又放下。这一下没找着人，也就把这一头搁下了。
范江海把台历翻过一页。那一页的角上印着两个字：立冬。
立冬。天一冷，人就走得更远。
“东西呢。”
“就一个手提包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别的什么也没带。”
“到了给个信。”
“给不了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按您说的，三年不讲一句话。”
给不了。三个字一出来，屋里就哑了。
范江海把那半支烟从烟灰缸里拿出来，看了看，又搁回去。
拿出来看了看，又搁回去。人走了，这半支烟倒还立着。
晚上他在窗前站了一会儿。他想起有个人跟他说过一句话：把那口井填了。那人后来再没打过电话。
那口井填了没有，他到底没答。有些话问过一回，就再也等不来第二回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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