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家十一点二十。王秀芹没睡。三本账摊着，第三本翻到最后一页。那一页是空的。第三个柜子开着，门没关严。
坐着等。桌上那一页空着，她人是拿这页空白问他。
“动了两回。”
“两回。”
“填上了。”
“一半。”
“第二回也是一半。”她说。
两回，都是一半。这“一半”两个字，比说“填完了”还沉——剩下一半，早晚还得来。
范江海把外衣挂在椅背上。
“你今天不问。”
“问不出来。”王秀芹说，“从前算你的账，一笔一笔都算得清。这个月我头一回算出一个准数。”
“什么数。”
“前年一年，动了三回。去年一回。”她说，“今年到今天，已经两回了。”
这话一摆开，屋里就不出声了。一年一回，一年三回，今年一个月就两回——这个势头，她心里头门儿清。
她把笔拿起来，在最后一页写了一行。写完把本子转过来。
上头写的是：第三回还没来。
七个字，写得一笔一画。这不是数，这是一句等在后头的话。
“写这个做什么。”
“记账。”王秀芹说，“这本子上头一笔，是一九六七年冬天，唐铁山那五块钱。这一行搁在下头，中间空了四十年。”
中间空了四十年。四十年，一头五块钱，一头一个窟窿——一样的本子，一样的笔，天差地别。
“划了。”
“不划。”她把本子合上，两只手压着，“江海，我问你一句。”
两只手压上去，压的是这本子，也是这四十年。
“问。”
“你是在填他的窟窿，还是在填你自己的。”
这一问，问到了根上。范江海没答。
不是没话说，是这话答不得——一答就露底。
“你从前不这么做。”她说，“你从北岭出来那年，兜里七分钱，攥到家才给我。”
七分钱。那年攥在手心里，到家一枚都没花。如今一出手就是一半。
灯在头顶上响了一声。楼道那头有人上楼，脚步一级一级往上，走到四楼停了。
停在四楼。这一停，屋里两个人都不吭声——这个点上楼的人，谁都明白是来干什么的。
第二天早上七点四十，车停在楼下。范江涛站在车边上，不知道站了多久。他手里没提包，两只手插在兜里。
没提包。这个弟弟来一回都提着那个断带的黑包，今儿两手空空，是来空手说话的。
“哥。”
“上去。”
“我不上去。”范江涛说，“我就说一句。哥，这回真是最后一回。”
又是“最后”。这话他上回跪在地上也说过。
范江海看着他。他鬓角那一小撮染得深，发根已经白了。
发根白了。染得再深，也压不住底下冒出来的白——人熬到这个份上，纸一样薄了。
“这话谁教你的。”
“没人教我。”
“那你说错了。”范江海说，“这句话该我说。”
这一句落地，风都像停了。
范江涛没听明白，往前凑了半步。
“什么。”
“最后一次。”范江海说。
四个字。弟弟嘴里的“最后一回”，搁到了他自己嘴上——他自己把这道门关死了。
范江涛愣在那儿。风把地上的落叶刮到车底下。
落叶刮到车底下，簌簌地响。他站在那儿，一句话也接不上。
“哥……”
“开车。”范江海对司机说。
“开车”两个字，跟砍断一样。
车开出去。他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，范江涛还站在那儿，一只手举到半空，没放下。
那只手举到半空，没放下。这一眼里头的东西，够他想很多年。
柏向南在副驾上，手里捏着本子，没打开。
“范书记。”
“说。”
“早上那句话，我记吗。”
“哪句。”
“最后那句。”
范江海看着窗外。车窗上结了一层薄霜，人的影子照不进去。
影子照不进去。这一层霜，把车里车外隔成两个地方。
“前两回，您没说过这句话。”柏向南说。
“我知道。”
“那这一回。”
“不记。”
这两个字说得快。快，是不想让人记，也不想自己记。
柏向南把本子合上，搁在膝盖上，两只手压着。他没再问。
两只手压着本子。这一压，是把这句话压在了本子外头。
车过一个路口，停下来等灯。范江海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展开看了一眼。是他上个月撕下来的台历页，上头两个字。
照办。
撕下来揣了一个月。纸角都软了，这两个字还是这两个字。
他把纸折回去，塞进口袋。绿灯亮了。
台历上今天那一格空着。明天翻过去，就压在底下。
今天这一格空着。空着不是没写，是还没到写的时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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