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晚上八点四十，门岗打上来电话。
“范书记，门口有位先生，说是您弟弟。”
“让他上来。”
这个弟弟，三年没登过这道门。今儿黑夜找上来，不会是为了唠家常。
范江涛进门的时候带着笑。他五十多，头发染过，鬓角留着一小撮黑的。手里一个黑包，包带断了，用线缠着。
那一小撮黑底下，白头发也盖不住。
“哥。”
“坐。”
“我不坐。”
“你站着说。”
“我站着说。”范江涛说，“哥，我错了。”
“哪一件。”
“都错了。”
“我不问这个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我问个数。”
都错了，这三个字不值钱。他心里头要问的，是那个窟窿到底有多大。
范江涛不说话了。他摸烟，摸了两回才摸出来，点上，抽了两口，把烟按在窗台上，没抽完。
摸了两回才摸出来——这双手抖得连根烟都拿不稳了。
“十来个亿。”
范江海“嗯”了一声。
就这一声。十来个亿，够全村人吃上几辈子。这么个数，从他兄弟嘴里吐出来，轻得跟借五块钱一样。
“你输的。”
“输的。”
“什么时候开始的。”
“前年冬天。”范江涛说，“头一回赢了。赢了就想再赢一回。”
说白了，坏就坏在这一句上。头一口尝到甜头，人这辈子就回不去了。
“后来呢。”
“后来就一直在填。”范江涛说，“填不动了。”
“填不动了才来找我。”
“我早就该来。”
“你早来我也不管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你现在来，我还是管不了。”
这话顶在当间儿，把路堵死了。范江海心里头门儿清：这个头一点，后头就不是十来个亿的事了。
范江涛往前走了半步，膝盖往下弯了半寸，又站直了。
这半寸，范江海看在眼里。他兄弟这辈子没跟人弯过腰，这半寸弯得比跪下还沉。
“哥，你管得了。”
“本子上那个名。”
“是我写的。”
“为什么写。”
“写了名的人，他们不敢动。”范江涛说，“哥，我写下那三个字，才活到今天。”
听到这句，范江海心里头跟针扎了一下。三个字，一字一条命——他兄弟是拿他这条命，给自己垫脚。
“你拿我当保。”
“我拿你当哥。”范江涛说，“这两件事，是一件。”
“被抓的那个，家里三口。”范江海说，“老婆，一个儿子。儿子十二。”
“哥，我给他钱。”
“钱他现在用不上。”
这四个字比骂人还狠。孩子十二，爹进去了，这钱堆成山，也换不回一个爹站在门口。
范江涛的嘴动了两下，没出声。
“你走吧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明天别来。”
“哥。”
“明天别来。”
第二句比头一句低，也比头一句硬。
范江涛把那个断带的包提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回过头。
“哥，你要是救我，这条命是你的。”他说，“你要是不救，我也不怨你。”
这话说得漂亮，其实两头都是绳子：救了，他欠你一条命；不救，你这辈子别想睡个安稳觉。这当口，范江海一个字都答不上来。
门关上，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一下，又灭了。
柏向南进来收茶杯。杯子里的水没动过。
一口都没动。这半天，他连口水都想不起来喝。
“那个人的家属。”
“来了两回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头一回在传达室坐了四个钟头。第二回带了孩子，孩子在外头站着。”
“谁见的。”
“我见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她说她不闹。她就问一句，她男人什么时候能回来。”
“你怎么答的。”
“我说等。”
一个“等”字。说得轻，可这一个字搁在一家人身上，是一年一年往死里等。
“第三回呢。”
“没来第三回。”柏向南说，“铁鹰去了一趟。”
铁鹰去了，人就不来了。这里头的道理，不用挑明。
“他家里现在怎么样。”
“孩子转学了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那个位置空着，牌子摘了，桌子清早清的。桌上就有个搪瓷缸子，白底蓝边，磕掉一块瓷，一块儿收进纸箱了。”
一个喝水的缸子，磕掉一块瓷。人在这屋里坐了多少年，末了就装了这么一纸箱。
“谁清的。”
“办公室的人清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清完谁也不说话。”
清完谁也不说话。不是没话，是这当口谁也不敢开口。
范江海端起杯子，喝了一口，水是凉的。
凉水一下去，从嗓子眼一直凉到心口。
“这个人是我提的。”
“是您提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三年前提的。”
“他进来的时候，我见过他一回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他站在门口，两只手贴在裤缝上。”
两只手贴在裤缝上，那是个老实人站的样子。这个姿势，他记了三年。
“目录上那条。”
“哪条。”
“写我二弟那一条。”
“那条不在我们这摊。”柏向南说。
“我知道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往后你站远一点。”
这话是往外推人。不是嫌他，是护他——这条线上，谁站得近谁倒霉。
柏向南在本子上写了一行。写完把本子合上，用手按了按。
那一行写了什么，范江海没看。有些账记在本子上，是留个证；记进心里头，就是一辈子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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