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〇六年十二月，京城。
“那条线，捋到头了。”
“捋到谁。”
“您二弟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三个名字，两个是挂名的，一个不是。”
范江海把钢笔搁在桌上。笔尖朝外。
“问了两天。”
“两天。”柏向南说，“第三天早上就说了。说的不是您，是江涛。”
“怎么说的。”
“说前年到去年，有三笔钱从外头进来，在他手上过了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还说出一个人，姓郝，南边来的，专替人收账。”
问到第二天，人就开口了。范江海心里头一沉——他二弟这个人，没扛住。
“郝什么。”
“本子上写的是郝三。”柏向南说，“真名不知道。人也没找着。”
范江海把台历翻过一页，又翻回来。十二月那一页上头一行印着两个字：大雪。
“谁在办。”
“不是这边的摊子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办案的在南边，这边只是协查。巡视组手里有一份目录，目录上有这一条。”
“目录你见过。”
“没有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我是听来的。”
“听来的也记。”
“没往本子上记。”柏向南说。
这一句答得干脆。二十七年头一回，他把自己的本子上留了一处空。留着这处空，是给自己留一条退路。
范江海看了他一眼。
上午十点，严铁鹰来了。
进门没坐，把一个纸盒子搁在地毯上。盒子用胶带缠着，缠了三圈。
缠三圈胶带，就不许谁揭了。这东西搁在谁手里，谁都不好看。
“哪儿来的。”
“城西那个招待所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人住了十一天，房钱交到月底。屋里的东西我一样没动。”
“人。”
“前天一早就没了。”严铁鹰说，“行李搁着，枕头底下压着这个。”
他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，搁在桌上。
一本练习簿。小学生用的那种，封面上贴着一块红纸，红纸上印着一个“奖”字，边角卷了。
范江海没伸手。
“翻。”
严铁鹰把本子翻开。头一页写着日子，底下写着数。一页一页，全是数。正数写得小，负数写得大。
一页一页翻过去，那上头记的是他一家人的进出。这人拿它记了这些年，记到最后也没舍得扔。
翻到最后一页，上头只有一个名字。
范江海。
三个字是范江涛自己写的，笔画透到了背面。
那一笔一画压那么重，不是写给人看的，是写给自己压心口的。
“这个什么意思。”
“我猜不出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上回他拿这个给人看过。看完人家就不催了。”
范江海把本子合上，一只手压着，压了一会儿。
“郝三。”
“我找。”严铁鹰说，“南边那两个人，我先让人跟住。”
“别跟。”
“不跟。”
“跟着，人家就知道我在意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你在意的东西，就是人家手里的东西。”
这一句话说得透亮，也是说给自己听。你越护着什么，人家就越知道该往哪儿下手。
严铁鹰站着，没走。
“还有一句。”他说，“南边捎来的话共两句。头一句，账要清。后一句，人也要活。”
“你怎么回的。”
“我没回。”严铁鹰说，“我来问您。”
屋里静下来了。账要清，人也要活，这两句一块儿摆着，就是要看你怎么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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