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家七点。饭在桌上，扣着一个碗。王秀芹在灯下坐着，蓝皮本摊着。
“今天回来得晚。”
“去了趟医院。”
“看谁。”
“看一个人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没上去。”
王秀芹把铅笔拿起来，在指头中间转了一下。
“崔怀山的老婆，三十七床。”
“嗯。”
“上回你让他去说话，回来那天你撕了纸。”她说，“这回他进去了。”
“嗯。”
“人开了口，是不是。”
“是。”
她把本子往前翻，翻了几页，用铅笔尖点着一行。字写得小。
“二〇〇三年九月十四，收：崔怀山，两斤肉，一袋米。”她说，“那天他来咱家吃过一顿饭，坐的是东边那把椅子。饭桌上他一句多余的话没说，走的时候把碗摞了。”
“记这个干什么。”
“我不记，谁记。”她说，“你在外头办的事我管不了，进过咱这个门的，我都记。”
这一句说得笃定。二十几本账，她记的不是钱，是每一个进过这个门、跟着这个人跑过腿的人。
她把铅笔搁下。
“他那个孩子，多大。”
“十二。”
“十二岁的孩子记事了。”王秀芹说，“他记着他爸是替谁去的。”
这一句戳得最深。孩子不会算账，孩子只记着谁来过，谁让他爸去过。
范江海没接这句。
“屋里那个位置，是今天下午排上的。”
“嗯。”
“排上了，就不欠了。”
“不欠。”
“那你还坐在这儿。”她说，“你坐在这儿，就是没完。”
她拿起铅笔，在本子最后一行底下添了几个字，添完把本子合上，用手压了一下。
“添的什么。”
“日子。”她说，“下礼拜三。”
八点四十，柏向南来了。他进门的时候手里什么都没拿。
“南边又过来一句话。”
“念。”
“崔怀山交代的几趟差事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头一趟是往南边送东西，接东西的姓郝，人没找着。第二趟是从南边往回带东西，他自己带的。”
“第三趟。”
“第三趟他没去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找了个跑车的，东西送到京里，收东西的人姓范。”
窗外的雪下密了。
“京里姓范的有几个。”
柏向南站着，没答。
“几个。”
“两个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范书记，这两个名字，我不念。”
范江海把桌上的钢笔拿起来，帽拧开，又拧上。
“你说。”
“说了就是我说出去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写下来也是我写的。”
这一句话，范江海听了没恼。他反倒心里头透亮：记了二十七年的人，头一回不肯记，这不是不听话，是这个人守住了自己那一条线。
范江海看了他一会儿，把钢笔搁下。笔尖压在纸上，压出一个点。
“出去吧。”
他一个人在书房坐到十一点。
给崔怀山签字是三年前的事。那张条子是他自己写的，写完签了名，三个字，笔画连着。那一年他签一回字，外头就多一个替他说话的人。签过多少回，数不清了。
在北岭那会儿他也签过字。一九七六年冬天，井台上的水冻成了冰，他站在井口边上，看泥浆池的面。池面上冻了一层壳，太阳出来，壳裂成一块一块的，风刮过去，壳片上带着水汽。那时候他签一个字，值两袋水泥。
现在他签一个字，值一张床位。
三十年前一个字换两袋水泥，如今一个字换一张床。字还是那个字，值钱的年头过去了，欠下的却一样不少。
抽屉里那个信封还压在汇款单上头，封口粘歪了，朝上。他一回没拆，也没扔。
他把电话拉过来，拨了一个号。二弟家的号码他能背下来。响了十二声，那头没人接。
十二声响完，屋里就剩他自己的呼吸。号码记得住，那头没人接，这一头也就不必再说了。
他把听筒搁回去，搁得很轻。
烟灰缸的沿上搁着半支烟，是上午严铁鹰按在那儿的。烟早灭了，烟灰长长地弯下来，没断。
雪落在窗台上，一层，不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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