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少一本。”
“一百四十四本。”柏向南说。
“我数到一百四十三。”
桌面上摆满了，地上还有两只纸箱，麻绳捆着。大的那个是头一年进京时用的，角上磨破了，露出里头的纸壳。那年冬天风大，他提着这个箱子跟进来，箱子里两件换洗衣裳，一个搪瓷缸子，剩下的全是本子。
一个箱子跟了这个人九年，磨破的地方都成了这个样子，里头的家当却还是那些家当。
范江海把箱子盖上那一本拿起来，往桌上搁。
“再数。”
柏向南蹲下去，一捆一捆解绳，一本一本摊开，摊成四摞。他数得慢，手指头点着脊背往下走。数完抬头。
“一百四十四。”
“哪一本是我漏的。”
“最上头那本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我搁在箱子盖上，没往里放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这一本记到本月。”他说，“还没记满。”
这一句答得平常，范江海听了却心里头一紧——一个人做一件事，做到连“没记满”都不肯凑数，这可不是糊弄差事的脾气。
范江海把本子拿过来。牛皮纸封皮，边上起了毛。脊上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：〇六年，第一百四十四本。
字是一个一个写的，一般大，前头那几本的字比后头的软一些。
他往前翻。一百四十三本，一百一十九本，三十一本。翻到九七年十一月那一本，脊上的号下头，铅笔描了一个很小的圈。
九年，一本一本，号没断过。
翻到中间一本，他的手停了。
“缺三页。”
“缺三页。”柏向南说。
“谁撕的。”
“我撕的。”
“谁让撕的。”
柏向南站了一会儿，两只手垂在裤缝上。
“一九九八年四月。”他说，“您说，这一页撕了。”
“我说的是哪一页。”
“那天下午屋里的话。”
“那天屋里四个人。”
“五个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还有老罗带进来的一个，站在门里头，没坐。”
范江海没接这个数。
他心里头门儿清，这不是记性好不好的事。他连那天屋里坐着几个人都记不清，人家却连谁站在门里头都记得。
“撕了几页。”
“三页。”
“为什么三页。”
“那三天记的是一件事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撕一页剩两页，那件事还立着。”
一句话把账说穿了：撕纸不是为了把日子抹掉，是因为一件事只要还剩一页，它就倒不下来。
范江海把本子对着窗户。纸上有三处毛边，撕得齐，是拿尺子比着裁的。
光从背面透过来。毛边下头，纸面上压着半个字：一横，一点。
“这上头有印子。”
“裁的时候压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纸裁了，字压在上头的印子还在。”
“认得出来吗。”
“我试过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认不出来。”
范江海把本子合上，搁进四摞里最上头那一摞。
“合上干什么。”他说，“摊着。”
柏向南又把本子摊开，摊在那三处缺的地方。三处都是空的，纸茬子朝上。
“柜顶上那个塑料皮的，”范江海说，“也搁一块儿。”
“是。”
“蓝的那个。”
“是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家属上个月来过一趟，问那个本子。”
“你怎么答的。”
“我说交了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她没再问，站在大厅里看了一会儿就走了。”
“她看什么。”
“看那面墙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墙上贴的是公示，早撤了，剩四个钉眼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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