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〇六年六月，京城。
“柏秘书那个位子，我想换个人。”
岑主任站在桌子对面，手里的文件夹没有打开。
“换个人不难。”他说，“难的是他手里那些本子。”
“哪些本子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岑主任说，“底下人都说，柏秘书记东西。没人见过。”
范江海把钢笔帽拧开，又拧上。拧了两回，笔帽在手里转得有点快。
“下午把名单拿来。”
“什么名单。”
“能坐那个位子的。三个就够。”
“范书记，”岑主任说，“我多问一句。他是九七年冬天跟着您进京的。换他，是往南边换，还是往北边换。”
这一句问得没头没脑，可范江海心里头门儿清：往南边换，是往上抬；往北边换，是往外打发。一句话问的是往哪儿走，底下的意思，是问这个人还剩多少分量。
“你先把名单拿来。”
岑主任走到门口，站了一下。
“他那些本子，是单位的，还是他自己的。”
“你管这个干什么。”
“人事上得有个说法。”岑主任说，“单位的东西，人走了得交。自己的东西，人走了带走。”
范江海把钢笔帽搁在桌上。
“那你说，他那些算哪一样。”
“说不好。”岑主任说，“九七年到今天，他的编制一直在单位，人一天没离过这栋楼。”
门带上。楼道里有人推着车过去，车轮在地砖上吱了一声，那一声拖得挺长。
说白了，这一问是在问他：那九年的账，你想不想让它跟着人一块走。
岑主任下午来了，一张白纸，三个名字，一行一个。名字后头都跟着一行小字，写的是同一句：会写材料。
“都会写材料。”
“现在会写材料的多了。”岑主任说，“南边来的、北边调上来的，一抓一把。”
范江海把那张纸翻过来。背面是人事从档案里抄来的一栏表。
参加工作时间：一九七九年二月。职务这一栏，这些年只有一个词：秘书。
最下头印着四个小字：有何特长。
后头是他自己填的，两个字，钢笔写的，笔画收得很紧：记录。
这不是一句客气话，这是一句实话——这个人把自己一辈子会的东西，老老实实填在了纸上。
那两个字是十四年前填的。范江海看了一会儿，把纸压在茶杯底下。
“北边那个培训中心，副主任的位子还空着。”
“空着。”
“给他提一格。”
岑主任没马上应。
“他走了，”他说，“西头那间屋谁管。”
“哪间屋。”
“一年到头锁着的那间。他没跟您报过，底下人心里有数。”
范江海没接这句。他起身下楼，自己去看了一趟。
那间屋在楼道最西头，门上一块旧门牌，字早磨没了。屋里一张三屉桌，一把椅子，桌面上落着一层灰。灰上有一块干净地方，方的，一尺见方，四个角齐齐整整。
一屋子的灰都落满了，就中间这一块是干净的。这不是没工夫擦，这是有人天天来，天天把东西搁在这块地方，挪一遍。
窗台上搁着一支蘸水笔，笔杆上缠着一圈胶布，笔尖朝里。笔尖上的墨干了，结成一小块。
小路走的时候留下的。他拿起来，又搁回去，照原样，笔尖朝里。
屋里的窗户关着，玻璃上有一层白雾。他站在门口看了一分钟，把门带上。这一分钟他一句话没说。
下楼的时候他在楼梯上碰见柏向南。柏向南手里拿着一串钥匙，见他从西头过来，往边上让了一步。
“那间屋，门牌摘了。”
“是。”
“里边那支笔，别动。”
“是。”
柏向南没问是哪一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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