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月十号，上面问下来一件事。
二〇〇〇年秋天，集团底下有个公司上了一个项目，钱过了一道手，最后账上差了一截。差的数目没人跟他报过，他也不问。
问的是那一句：当初是谁定的。
他想不起自己点过头没有。他坐在那儿想了好一会儿，脑子里空空的——不是他忘性好，是这种事他压根就没往心里搁过。他把柏向南叫进来。
“二〇〇〇年秋天，那个项目，我点过头没有。”
“没有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您说的是‘你们自己看着办’。”
“哪天。”
“九月二十六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从机场回来的路上，在车上。车上三个人，司机在外头站着。”
“那就清楚了。”
这几个字说得利索，可心里头那口气没顺下去。一句“你们自己看着办”，搁了六年，今天翻出来，还是要往他这边问。
蒲德海那年五十七。他是从北岭井队上来的，手上有一块黑印，早年碰的，洗不掉。
免他的文是自己单位下的，理由写了一行：工作另行安排。
他来办公楼两趟。头一趟站在大厅里，站了一个半钟头。门卫让他登记，他不登。
一个在井队上出过大力的人，站在人家大厅里站了一个半钟头，连个名都不肯往上落——这不是赌气，这是他心里明白，名字一写，自己这一辈子就真成了纸上的一个错了。
第二趟他把工作证交了，还交了一个塑料皮的本子，蓝的，边上有裂纹。
本子是交给柏向南的。
“我记的没你们全。”他说，“我记了七年，记的是我自己经的事。”
柏向南把本子搁到桌上。范江海没翻，用两根指头按住，推了回去。
“搁着。”
“是。”
“他还说什么了。”
“他问了一句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问您知道不知道。”
“你怎么答的。”
“我说知道。”
蒲德海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说了一句：那就行。他往下走，走到拐角站住，掏出手绢擦手，擦了两下，又揣回去。
手绢擦的是手，可那手上什么脏的也没有。他心里那点东西，擦不掉。
那天下午雨大，他在传达室坐了四十分钟。门卫给他倒了水，他没喝。
后来他给柏向南打过一个电话，就问一句：本子交上去了吗。柏向南说交了，他说好，挂了。
他那个塑料皮的本子搁到柜顶上，落了灰，谁也没翻。
他女儿三十四，在集团下头一个单位管账。上个月调走了，去了北边一个库房，管账本。
那天下午范江海听见“库房”这两个字，手底下那张纸压住了半秒。
这两个字他心里咯噔一下。一九七九年，小陆去的就是库房，城南那个，老魏一个人看不过来。小陆的媳妇那年到家里来过一趟，问的是库房潮不潮。
夜里九点，王秀芹打电话来。
“今天柏向南来家里送文件。”
“嗯。”
“他在门口站着，没进来。我让他进来喝口水，他说站着就行。”
“站了多久。”
“七分钟。”她说，“我看了一眼钟。”
“你连这个也记。”
“我记的是人。”她说，“江海，我问你一句，你别恼。”
“问。”
“柏向南记不记咱家的事。”
范江海把听筒换了个手。
“记。”
“那你问过他记的是哪一本吗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我记账分两本。”她说，“一本记家里，一本记外头。二十年，我没让一个本子记两样事。”
“你把家里的事和外头的事，搁在一个人手里。”
窗外有辆车过去，灯扫了一遍天花板，走了。
“上礼拜他来的时候，”她说，“我看见他上衣内兜露出一个角。黑的，边磨白了。”
“什么样的。”
“跟二十年前那个一样。”她说，“八六年冬天他来咱家送文件，我给他倒过一碗热水。那天他坐凳子只坐半边，本子搁在膝盖上，没往桌上放。”
“他还记着这个。”
“他不记这个。”她说，“他记的是那天你说过什么。”
“他女儿多大。”
“你问他女儿干什么。”
“没干什么。”
“十七。”她说，“念书。”
“江海，”她说，“家里这本账我算得清。外头那本，我连本子都没见过。”
停了一会儿。
“他媳妇还在纺织厂吗。”她又问。
“不知道。”
“不在厂里了。”她说，“这几年他来，衣裳一年比一年整齐，人一年比一年省。省的人攒的不是钱。”
这句话说得轻，落在范江海耳朵里却沉。攒的不是钱，那就是别的——别人替你省下来的每一样东西，到头来都是要连本带利讨回去的。
范江海没接。
“你睡吧。”他说。
“你桌上那个台历，”她说，“翻到哪个月了。”
“五月。”
“五月过完就是六月。”她说，“江海，别的我不问。你记着家里还有一本账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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