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〇六年五月，京城。
那天上午他把柏向南叫进来，只问了一句话。
“那天我说的是哪两个字。”
“先放着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七日，下午四点十分。”
范江海把钢笔搁下。
“我什么时候让你背过。”
“您没让我背。”
“那你怎么记得。”
“我记了。”
范江海看了他一会儿。柏向南站在桌子对面，两只手空着，垂在裤缝上。
“记在哪儿。”
“本子上。”
“哪个本子。”
“我自己那本。”
“六月十七那天，老罗在。”
“老罗不在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爱人那天做手术，他在医院。上午他打了个电话回来，是我接的。”
“那天中午我说的是‘再商量’。”
“您说的是‘先放着’。”
“那个会是在二楼开的。”
“在一楼西头。”柏向南说，“那天下午停电，二楼那间没窗。”
一句一句对下来，他三句全错。柏向南说这些的时候，不紧不慢，声音不高，也没多说一个字——他不是在跟谁争，他就是把账摊在桌子上，一笔一笔对上。
范江海把台历翻过一页。五月这一页的下头印着一行节气，字很小，小得他得把眼睛眯起来才看得清。
窗台上那盆吊兰旱了，叶尖发了黄。他看了两眼，没起身。
三句话，他错了三句。改他的时候，柏向南一次也没说“您记错了”，只说“那天”。
这三个字一省，就不是纠正了，是记账。
“我那句‘先放着’，是对谁说的。”
“对崔怀山。”
“屋里几个人。”
“四个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您，崔处，我，还有记录的小路。”
“小路现在在哪儿。”
“回北边了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去年秋天走的，走之前把那支蘸水笔留下了。”
范江海把两只手放在桌面上，手掌朝下，压着。他这一辈子在桌子上拍过人，也按过人，头一回觉得这桌子压不住。
“九年了。”他说。
柏向南没接这句。
门掩上以后，他坐在那儿把这九个年头数了一遍。数到一半就不数了——不是数不过来，是不敢往下数。
屋里没有别的声音，只有暖气管里的水，一层一层往下走，跟人下楼梯一个声儿。
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他进京。那年冬天风大，风从楼缝里往里钻。柏向南跟来的时候提着一个纸箱，箱子里两件换洗衣裳，一个搪瓷缸子，剩下的全是本子。他当时看见了，没问。
那会儿为啥不问？因为那会儿他站得比自己高，看着脚底下的人一本一本往上记，他只当是人家勤快。
九年。这九年里他说过的话，批过的条子，见过的客，签过的名字。他自己记得住的，不到一半。他记不住的那些，对面那个人一样也不缺。
这一笔一笔，说白了，就是别人替他记了九年的账，他连自己欠下多少都不清楚。
去年秋天那三回饭，谁坐哪一边，谁敬的酒，他记不清。那三张合影里有一张放大了挂在走廊上，挂在哪一层，他也记不清。
铁鹰手里有一个箱子，绿的，锁是新换的，铜的，亮。这个人手里什么都没有。他进门不拿包，出去不带纸，你问他话，他两只手是空的。
空的比满的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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