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〇六年三月，京城。
“你们严副今天在不在。”
“不在。”
“上哪儿去了。”
内勤答不上来。他站在门口，两只手在身前绞着，先说了一句“他在底下”，又改口说“他出去了”。
两句不一样的话，隔了不到一口气。这一改口，比答不上来还明白。
范江海把话筒搁回去的时候，手在叉簧上按了一下，没按到底。
“他这一礼拜出去了几趟。”
“范书记，严副说过，他出去不用报。”
“跟谁说的。”
“跟我说的。”内勤说，“他说他这一级，报上去也是您烦。”
“报上去也是您烦”这一句，是他自己的嘴替他说出来的。
范江海没接这句。他把台历翻过去，三月十日。那一页是他自己翻的，翻得比日子快了三天。
范江海把台历翻快了三天，底下的人把日子替他过了。这一层，他一想起来心里头就沉。
严铁鹰的办公室在楼道最东头。门牌换了，比原来那块大一圈，字是烫金的。
换牌子那天没人报。柏向南是送文件的时候看见的。旧牌子搁在门后头，靠着墙，角上磕掉一块漆。
“谁换的。”
“他自己买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木工房那边的人说，严副自己量了尺寸，自己画的线。”
“他手里有木工房的人。”
“有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上个月木工房老赵的儿子，从郊县调进城里了。”
一块门牌，自己量尺寸，自己画线。换门牌不是为了好看，是要让人上楼的时候先看见那块牌子。
范江海把文件翻过去。
“调令谁批的。”
“没走我们这一道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走的是下面单位自己那一道。理由写的是照顾老人。”
“他老子娘在哪儿。”
“都在老家，没进城。”
照顾老人，老人却在老家没进城。这一个理由写上去，就是明摆着不打算让人查。
范江海的手指在纸边上按了一下。
三月八号，周三，下午三点。柏向南回来说，严铁鹰不在办公室，也不在院里。
“他车在不在。”
“在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车停在车库，司机在车里坐着睡觉。”
“那他人呢。”
“城南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招待所，三楼最里头那间。一个礼拜去一回，都是周三下午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的。”
“司机说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我没问。他自己说的。他说严副让他把车搁下，自己走回来，走了一个钟头。”
把车搁下，自己走回来，走一个钟头。这一路是要让谁都不留下个脚印。
范江海把两只手搁在桌面上，手掌朝下。
“屋里几个人。”
“我数不着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三点半进去四个，四点又进去三个。有个我认得，是底下公司管人事的老曹。”
“老曹上个月递过一份东西。”
“递过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批的是缓办。”
“缓办的东西，”范江海说，“在他那间屋里办。”
这一句出来，屋里静了。一个“缓办”，在他手底下成了“办了”。
那份东西是三月十四号送到桌上的。
一张纸，密密的，两百多个名字。前头是名字，后头是单位、职务，再后头是年月。哪年提的，哪年调的，谁经的手。
字不是严铁鹰的。严铁鹰的字大，撇捺拖得长。这份是仿宋小字，一笔一笔，像刻的。
不是他的字，可上头的事全是他的事。这一份名单是他二十多年的账。
范江海从头上往下看，看到第十七个，是自己的名字。看到第三十一个，是他自己提上来的老周。
他数到第六十行，停住了。
名单上的字比他记住的还全。有的人名他自己都念不顺了，上头写着年月日，写着当年那间屋里有几个人。
他自己心里头记不全的东西，别人替他记住了，还写得比他自己清楚。这一想，胸口像压了块石头。
“哪来的。”
“招待所那间屋的抽屉里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底下的人收拾屋子，捡出来的。他不知道要紧，当废纸交了。”
“他知道不知道交到哪儿了。”
“他不知道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当是交给办公室。”
一份东西当废纸交上来了，交的人不知道要紧。他哪儿知道，这一交，交的是两百多个人的饭碗。
范江海把那张纸折起来，折了三折，搁在中间那个抽屉上头。抽屉里压着崔怀山那个粘歪了口的信封。他没拆过，也没扔。
“上头第四十个是谁。”
“邱怀山。”柏向南说。
“哪个邱。”
“怀来的怀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就是七月里头，便笺上您写错的那个。”
范江海把折好的纸又展开，看了一眼那一行，重新折回去。
“这一份留在这儿。”他说，“你别跟人说。”
“是。”
“你回去，”他说，“把他那间屋的钥匙板看一眼。看他那板上一共有几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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