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午四点，柏向南进办公室，手里一沓纸，翻到第三页，指了一行字。
“名单上这个人换掉了。”
“换的谁。”
“原定那个姓吴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五十七，差三年。他上礼拜来了一趟，在大门口站着，站到天擦黑。”
范江海看着那一行字。
“他来干什么。”
“他说他就想问一句，是不是他哪儿做得不好。”
“你怎么答的。”
“我说在研究。”
“在研究”这三个字，说出来最省事，也最伤人。他自己心里头明白，这三个字就是不说。
范江海把纸翻过去，签字。笔在他手里，一横一竖，签得很匀。
“让他回去。”
“他回去了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今天上午他又来了。穿一件洗白的蓝褂子，扣子扣到最上头那颗。我没让他进。”
范江海把纸边对齐，摞在右手边。
“他家几口人。”
“老伴，一个瘫在床上的老娘。儿子在县里蹬三轮。”
范江海的手指在纸边上按了一下。
“换上去的那个，材料全不全。”
“全。”
“那就按材料办。”
“是。”
范江海把茶杯端起来，喝了一口。
“他那件蓝褂子我见过。”他说，“上回在底下开会，他坐在后排。”
柏向南的手在裤缝上按了一下。他没问是哪一回。
没问，是因为不敢问。问出来，就是问范书记记不记得那个人。
柏向南拿起纸往外走，走到门口停了一下。
“范书记，晚上那桌，请巡视组的又回话了。”
“怎么说。”
“说组长最近不出门。”
“第几回。”
“第六回。”
范江海把茶杯盖揭开，又盖上。
“下回还这么请。他哪回来，我哪回在。”
第六回还这么请。请的人心里头也清楚，这一请，请的不是人，是让人知道这桌上给他留着一个位子。
柏向南应了一声，出去了。走廊里的脚步走得很平。
五点半，江梅的电话进来。
“哥，北边那个仓库，江涛又把我的名挂上去了。”
“我知道了。”
“哥，他挂我的名去抵押——”
“我知道了。”
他把电话挂了。听筒搁回去的时候，歪了半寸，他伸手摆正了。
摆正听筒这一个动作，他自己都没觉出来。几十年了，什么东西都要摆正。
腊月二十八。秀云的车是夜里十一点四十，直快，到老家还得倒两回。
临走前她蹲在门口捆编织袋。袋子口敞着，上头码着土豆。
王秀芹把那个牛皮纸包拿过来。
“往下压。”
秀云把上头一层土豆挪开。纸包塞进去，压到最底下。土豆一层一层码回来。捆绳的时候她手上使劲，绳子勒进包面，勒出一道印。
“姐，这包东西。”
“怎么。”
“哪年你要是用得着，我给你送回来。”
“你别送回来。”王秀芹说，“你拿着。”
她回屋，从床底下最里头那一格把木匣摸出来，开锁，把娘那张四寸相片抽出来。相片左下角那几个黑点还在，擦不掉。她在袖子上把相面抹了一下，塞给妹妹。
“这张你也拿着。”
“这是娘的。”
“搁你那儿，跟我搁匣子里一样。”
秀云接过去，摊在手心里看。看完揣进棉袄里头的兜，兜口拿别针别上。
把相片交出去，这一步比交那一百四十六页还重。账是账，相片是娘。
“秀云。”
“嗯。”
“往后要是有人上你家去问你，说你姐那年走的时候，给过你什么。”
“我怎么答。”
“你就答，给了一坛子酱菜。”
秀云看着她姐。她姐脸上什么也没有。
“姐，你是不是有事。”
“没有。”王秀芹说，“我这个人，就爱留个底。”
公交倒了一趟。站台上风大，横着吹。车进站前她俩没说话。
临上车，秀云问了一句。
“姐，你跟他是不是不好了。”
“好着呢。”
“那你为啥把东西搁我这儿。”
王秀芹没答。她把妹妹的围巾往上拉了拉，把领口捂严。
围巾捂严了，话就不往下问了。姐妹俩站在风里，谁也没再说。
检票口的人喊了两遍。
车开了。窗玻璃上结着霜。秀云在里头抹出一块，把手掌贴上去。王秀芹在站台上，也把手贴上去了。里头一只手，外头一只手，隔着两层玻璃。
车走远了。站台上剩她一个人，脚底下踩着别人的瓜子皮。
到家十一点五十。屋里亮着一盏灯。
范江海在餐桌边上坐着，看一份东西，铅笔横在页边。
“送走了。”
“送走了。”
“带了什么回去。”
“土豆，一坛子酱菜。”
“下回别让她带了。”他说，“跑一趟不容易。”
“嗯。”
他站起来，往储藏间那边走。走到门口站住了。里头黑着，没开灯。
他伸出一只手，在铁皮箱的箱盖上抹了一下。从前到后，抹平了。箱盖上那个手印没了。
那一下抹得很平，跟擦灰一样平。抹掉的是个手印，不是灰。
他收回手，低头看了看指头。
“你那本子，”他说，“记够了就歇歇。”
“记不够。”
他把走廊的灯关了。屋里只剩桌上一盏。
她站在黑地里，把手伸进棉袄内兜，摸到那根红线绳。绳子还在，从脖子上挂下来，贴着肉。
那天夜里她睡得着。阳台窗台上那条鱼冻着，亮壳上落了一层雪，没人动。
她不知道这包纸二十年后会从一口缸底下被人拿出来。
拿出来那天，屋里站着的人不是她妹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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