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〇六年一月，京城。
“嫂子，我哥在席上说了你一句。”
电话是十点四十来的。那头有洗牌的声音。
“说我不懂事。”
“原话比这个长。”江梅说，“原话是，她这个人，不懂事。”
“一样。”
“不一样。”江梅说，“当着二十几口人说的。说完还有人跟着笑。”
王秀芹捏着听筒，没接话。
“嫂子，你怎么不来。”江梅说，“那张椅子空了一晚上，谁都往那儿看。”
“我知道空着。”
“知道你还——”
“你哥让我去的那顿是上周三。”王秀芹说，“上周三我在医院。”
那头静了一下。牌桌上有人喊她。
“嫂子，你别往心里去。”
“我往心里去。”王秀芹说，“我记下来了。”
“记这个干什么。”
“我这本子上什么都记。”
人家一句话，她记了三十多年。她这本子上记的事，一笔一笔都跟别人有关，没有一笔是她自己的委屈。
江梅笑了一声，笑得短。
“嫂子，你这两年越来越——”
“越来越怎么。”
“没什么。”
“南边那层楼，”王秀芹说，“写的是谁的名。”
那头把电话挂了。挂得很轻，听不出摔。
挂得轻，是心里头掂量过的。她要是不问那一句，这电话还得再说一会儿。
十一点二十，门铃响。来的是司机小周，怀里抱着一只食盒，还冒着热气。
“嫂子，书记让我送回来的。”
“席上剩的？”
“不是剩的。”小周说，“这道菜上桌以后没人动。”
王秀芹掀开盒盖。里头一条整鱼，划了刀口，浇过汁，一筷子没动。旁边四样菜，还热。
“谁让给我的。”
“书记。”小周说，“他说这道菜是给你留的。”
她把盒盖盖上。
“你回去跟他说，我收到了。”
“嫂子，你不吃？”
“我搁着。”
小周站了一会儿，走了。
人家一桌人吃完了，给她送回来一条谁也不动的鱼。这条鱼送到她手里，算是给个脸面。脸面她收了，鱼她搁着。
鱼端到阳台上，摆在窗台外头。外头零下六度，一会儿就冻硬了，汤汁结了一层亮壳。
门插了两道。屋里就她一个人。
儿子在国外，一年一个电话。这套房子四间，她一间一间走过去，把每个屋的灯都开着，最后只留了桌上那一盏。
四个屋子都亮了灯，屋里还是空。灯亮着，不是照屋子，是照她自己。
铁盒在床底下。饼干盒子，铁的，盒盖上一道划痕，是儿子四岁那年拿改锥划的，划进铁皮里去了。钥匙在她棉袄内兜里，铜的，拴着一根红线绳。
她把盒子拖出来，开锁，把里头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。三本本子，一本比一本旧。
最底下那本是牛皮纸的，一九六七年冬天买的，纸边毛了，捆过三道线绳。第一页上头第一行字还认得出来：
收，唐铁山五元。
再往下是粮、煤、盐、药，一毛两毛地记。那几页上的字小，笔画压得很实。
中间那本记到一九八几年，页脚卷起来，成了筒。最上头那本最厚，翻开是新的，铅笔味还没散。
三本都摊在桌上。她坐下来。
四十年前头一笔是五块钱，四十年后头一笔还空着。这三本本子，一本比一本厚，记的都是别人给的东西，没有一笔是她自己要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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