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〇五年十二月，京城。
“第二套找着了。”
“在哪儿。”
“不在一个人手里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在六处墙上。”
“说。”
“大小六张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两尺的四张，半米的一张，一米的一张。都是拿照片翻拍的，没有底片。”
“谁放的。”
“街口那家店放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老板记着日子。十月十七、十九、二十二，三回。三回来的不是一个人。付的都是现钱。”
“放大一张多少钱。”
“不大的一笔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老板说，来的人都在柜台上比划过。两只手张得很开，说挂屋里。”
两只手张得那么开，是要挂一屋子人看得见的地方。这不是留念，这是给一伙人立牌位。
范江海把钢笔帽拧上。
“哪六处。”
“县里两处，省里两处，京里两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县里一处挂在老家那家饭店的二楼。另一处在一户人家里，没找着。省里两处都在办公室里。”
“京里那两处呢。”
“一处也在办公室里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还有一处，不知道在哪儿。”
“一米那张挂在哪儿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放那张的时候老板不在，是他徒弟经的手。徒弟说，那人用报纸把照片裹走，出门往南走了。”
一张一米大的相，拿报纸一裹，上了街。街上那么多人，没一个人知道怀里卷的是谁。
县里那家饭店的二楼，照片挂在楼梯口正对面。上楼的人，眼睛先撞上它。
照片底下摆着一只茶杯。茶是满的，摆了三天，没人喝，也没人收。
姓钱的说不是他挂的，是店里一个伙计挂的。伙计十九，来了半年。他说照片上那些人看着气派。
一个十九岁的伙计，看那些人气派，就替他们把相挂上了。他哪儿知道这一挂，挂的是六处墙上的头一处。
严铁鹰是第三天去的。
“挂的是哪一张。”
“十四个人那张。”严铁鹰说，“台阶上站着的。”
“底下的茶杯谁摆的。”
“伙计摆的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他说**台上都摆，他也摆一个。”
“取下来。”
“取的时候，楼梯底下站着七八个人看。”严铁鹰说，“没人说话。墙上留了一块白印，钉子还钉在上头。”
“钉子留着。”
“留着。”
七八个人站在楼梯底下看着取相，没有一个人开口。不开口，比说什么都明白。
四张是当天下午进京的。饭店一张，省里两张，京里一张。柏向南把它们摊在办公桌上，四张摆开，纸边都卷着。
有一张上头有红笔。
“这是什么。”
“画的圈。”柏向南说，“画在外头，把十三个都圈进去了。”
那个圈起笔的地方重了一下，洇开一小点，把最边上那人的鞋糊了。
“谁画的。”
“问不出来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伙计说，照片挂上去第三天就有了。他不敢擦，也不敢说。”
不敢擦，也不敢说——一个红圈，把店里所有人都堵住了嘴。
范江海把那张翻过来。背面是空的，一个字没有。
挂了照片的那个伙计，第二天就不在店里干活了。走的时候工钱没结。他出门前问了一句，照片上那些都是谁。
没人答他。
姓钱的进京来了一趟。他在楼底下跪了二十分钟。门岗劝了两回，他不起来，说他就跪一会儿。
严铁鹰的车从他旁边过去，没停。
相是取下来了。人还在楼底下跪着，那三个标还在他手里。这一跪，跪的不是错，是怕。
照片取下来了。钱某手里那三个标，一个没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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