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〇五年九月，京城。
“名单上多出十七个人。”
“哪来的。”
“老家上礼拜摆的那一桌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摆在县里那家饭店二楼，九桌。”
“谁摆的。”
“县里一个做建材的，姓钱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自己摆的，谁也没让他摆。”
范江海把那页纸拿过去。一列人名，十七个，上头顶着一道横线。
“这十七个是上礼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礼钱记在一张单子上，头一行空着。”
“空着算什么。”
“算您的位子。”柏向南说，“**台上也摆了您的位子，摆了名牌，前头一只茶杯。茶是满的，没人喝。”
茶是满的，人没到。这一桌席上最要紧的，就是那只没人喝的茶杯。
“谁照的相。”
“席上有人照了一张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洗了两份，一份挂在店里的墙上。挂了半个月。”
“我弟弟在不在。”
“在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头一桌。上礼的时候是他收的。”
范江海把钢笔帽拧上，搁下。窗台上那个烟灰缸是满的，最上头一支没抽完。
“他收了多少。”
“单子上没写数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写的是名字。”
只写名字，不写数——这比写数还沉。数能退，名字退不了。
柏向南又从夹子里抽出一张纸，搁在桌上。是一张照片的翻印，纸边不齐，机器印的，颜色发灰。照片上是九桌人，前头一道**台。台子当中摆着个位子，名牌立着，茶杯满着，人没到。
那个空位子照得清清楚楚，就在前排正中间。
“这张印了几份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店里那份挂在墙上。这份是有人印了，昨天捎到楼里来的。”
范江海看了一会儿，把照片翻过去。背面空白，一个字也没有。
正面一个空位子，背面一个字没有。这一张纸，比一封写满的信还明白。
严铁鹰那天下午来过一回。
“姓钱的今年拿了三个标。”他说，“都是底下人给的。”
“他来京里没有。”
“来过。”严铁鹰说，“在楼底下站了半个钟头，说想见一面，说一句就行。”
“你怎么说的。”
“我说这话我带不了。”
“对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带不了。”
严铁鹰把帽子拿起来，走到门口又站住。
“那桌席上他还说了一句。”
“说什么。”
“他说他跟您是一个县的。”
范江海没说话。他把那页名单对折，再对折，搁进抽屉。抽屉底下压着那支红杆铅笔，笔尖朝里。
一个县的，这一句就够他摆九桌、挂一张相、念一辈子。
他往老家打了个电话。接电话的是江涛。
“那桌席你收了多少。”
“哥，我没收，我就帮着张罗。”
“退。”
“哥，钱都撒出去了。”江涛说，“席钱、烟钱、车钱。全退我这边就得填。”
“退一半。”
“一半也不够。”
“退一半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剩下的我记着。”
“哥，我这是给您长脸。”
范江海把听筒搁回去。搁得很轻，没响。搁完他坐了一会儿，把台历翻过一页。那一页上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个印好的日子。
有人拿他的名去换钱，说这是给他长脸。脸是长了，账记在他这儿。
江涛退钱是在县里那家饭店门口。他摆了一张桌子，坐了三天，谁来退给谁。有人不要，说那是给范书记的面子，退回去是打脸。
江涛就把钱收回兜里。第三天下午他走的时候，桌上还剩下一个红纸包，上头没写名字。
一半退下去，退了九天。有个老太太的儿子不认这一半。他上回来过一回，蹲在门口。这回他站着，站了一天，天黑的时候把一张纸塞给了门岗。
纸上写着两个名字，一个是他妈的，一个是他自己的。名字底下是一个数，写得很轻，最后那个零像是没写完。
门岗把纸往上递，递到柏向南手里。柏向南把它夹进夹子，排在最后头。
“这个数他写了三回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头两回是铅笔，这回是钢笔。”
头两回是铅笔，能擦。这回是钢笔，擦不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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