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了半个月，事情往两头走。
南边那份稿子没了，版面上换了一篇，说的是天旱。写稿那人从编辑部调去看库房，一个人一间屋子，桌上有一部电话，半年没响过几回。
他姐姐在县里一个单位干了十七年，那年春天岗停了，通知上写的是岗位调整，底下没有别的字。
他媳妇来京城一趟，在楼底下站了四个钟头，门岗没让她进。她走的时候问了一句，他往后还写不写。门岗说不知道。
他原来那张桌子给了新来的，抽屉里的东西装了一个纸盒，搁在墙角，一直没人去领。
说白了，一句话说出去，落在纸上是三页，落在人身上是四口人的日子。
汉江那边，姓贺的车队过了两个月，卖了九台车。他来过一回，在大门口蹲了半个钟头，柏向南出去跟他说话。他说想见一面，说一句就行。柏向南说，话他带不了。
他蹲在那儿点了一根烟，抽两口就掐了，烟头按在地上，按了三下。
那三下按得很重，跟按灭自己那点念想一样。
车一卖，司机就散了。有个跟了他八年的，走那天在车队院里站了一上午，最后把自己那把车钥匙搁在窗台上，钥匙上拴着一截红绳。
另一头，那三个字在底下越叫越顺口。
酒桌上有叫的，司机嘴里有叫的，老家县城里一句传一句。
春天里县里一个卖杂货的老太太，把攒了一辈子的钱借给了一个人，那人说自己是这一伙里的，说年底翻一倍。年底那人没影了，老太太的儿子找上范家老院子，院里没人，墙上的白灰剥得剩一半。
那老太太攒一辈子，攒的是几毛几毛的零钱。人家借走，只用了一句话。
有一回落到了报纸上，那一段谁也没敢抄。
三月里江涛进京，请了两桌。席上他端着杯子，说自己是哪一伙的，说得比谁都顺。这话过了两天传到楼里。
范江海往老家打了一个电话，只说了一句：让他把嘴闭上。
第二天江涛就来了，进门先哭穷，说这路是他自己走出来的，说他不容易。
“那个名，你少用。”
“哥，我又没说别的。”
“我说少用。”
“行。”江涛说，“我不用。”
他走到门口又站住。
“哥，那名挺好听的。”
门是弹簧门，他自己带上了，弹了一下，没合严。
那句“挺好听”，比前面那些话都让范江海心里咯噔一下。他弟弟图的不是钱，图的是那三个字挂在嘴上那点威风。
四月里，他在会上把这件事定了。
那天去的人多，屋里的椅子加到了二十把。他进门先把文件搁在桌上，没坐。
“最近外头有个说法。”他说，“你们有人听过，有人自己也说过。”
底下没人动。
“我不管外面怎么写。”他说，“从今天起，我们这一摊，谁也不许再提这三个字。谁提，谁自己写材料。”
有人在本子上记。笔尖的声音一片。
“还有一条。”他说，“底下人嘴里干净一点。饭桌上不说，车上不说，家里不说。谁的爱人孩子在外头说了，一样算。”
底下的人都点头。点得快，也点得齐。
散会的时候，柏向南跟在最后出来，把那张纸收进夹子。夹子最上头是一张传达记录，只有一行：今后不得使用该称呼。
写完他抬起头。
“范书记。”
“说。”
“那咱们自个儿，往后叫啥。”
范江海已经走到楼梯口，手扶着栏杆。楼道里有人上下楼，脚步声一阵一阵。他没回头。
他也没答。名能封住嘴，封不住人心。这三个字往后不许提了，可底下那些人心里的“咱们”，比嘴里这三个字结实得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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