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点半，车一辆一辆进院。
院门口支了一张长桌，桌上摊着签名簿，笔用红绳系着，拴在桌腿上。柏向南站在桌子后头。
头一个来的是个外地口音的人，签完名，把笔放正，站着不走。
“柏秘书。”
“您说。”
“我那件东西，昨天退回来了。”
“是。”
“退回来，我还能来吗。”
柏向南把签名簿转过去，笔尖点在他名字上。
“名字在这儿。”他说。
名字在这儿。五个字，比什么客气话都软，也比什么都硬。
那人看了一会儿，进去了。他坐在最后一桌，靠门。后头进来的人，有两个看见他，绕开了那一桌走。
绕开。桌子还是那张桌子，凳子还是那条凳子，绕这么一趟，意思就全在里头了。
来的人比请的多。范江梅的人在门口拦了三回，拦不住。棚子底下摆了二十桌，后来又加四桌，最后四桌的椅子是食堂搬来的，铁腿，一坐就响。
范江涛在第二桌挨着门坐，进来一个人，他站一回。
站一回，一晚上他就没坐下几回。
王秀芹是六点到的。她穿那件深蓝褂子，头发在脑后挽着。
“嫂子，头一桌给您留着。”
“我坐后头。”
“后头都是县里来的。”
“就是他们。”她说，“我认得。”
就是他们，我认得。五个字，把座儿定死了。
她往后走，走到最后一桌坐下，把布包搁在腿上，两只手压着。那桌坐的四个人都站起来了。
“坐。”她说，“吃饭，站着干什么。”
开席前，王秀芹进了一趟里屋。
桌上搁着一个报纸包，包是敞着的。她把报纸翻开，看见一双布鞋，鞋里塞着一张纸。她把那张纸抽出来看了一遍，又照原样插回去，把报纸包上。
插回去的时候，她拿手按了一下。
出门的时候她问站在门口的严铁鹰。
“这鞋谁的。”
“北岭一个老头的。”
“他姓什么。”
“姓邱。”
“人呢。”
“走了。”
“你给他钱了。”
“二百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他没要。”
二百，他没要。一个六十九的老头，钱也不要，人就走了。
她没再问，往棚子那边去了。
她在最后一桌坐下，从布包里摸出账本，翻到最后。那一页还是空的。她从耳朵上把铅笔取下来，在纸上写了一行。写完，她在头上添了一个字。
那个字是欠。
这个字她添在头上，不添在后头。账上这个位置，是留给“谁欠谁”的。
范江海从门口过去的时候，站了一下，看见了那一页。
“这条不用记。”
“记上了。”她说，“我这一本，记了就划不掉。”
她把铅笔横在纸上，笔头朝里。
笔头朝里，这是她的老规矩。
七点开席。头一桌八把椅子，坐七个人。那把空椅子跟前也摆着一副碗筷，碗上搁着一双筷子，筷头对着桌心。
酒过一巡，有人站起来。那人是从外地赶来的，五十来岁，端着杯子，先说了两句好话，又说了一句工作。
“范书记，往后我们那边的事，就听您一句话。”
一桌人都笑了，跟着举杯子。
范江海把杯子端起来，没喝。
“不是一句。”他说。
那人举着杯子，不知道往哪儿放。
“这国家的事，”范江海说，“我说一句，也算数。”
他说得不快，声音也不高，像说一件早就定下的事。说完，他把杯子搁在桌上。
这一句说得平，可棚子底下就不一样了。
棚子底下静了一下。
第二桌先响起来。有人鼓掌，有人喊好，第三桌跟着，第四桌跟着。二十几张桌子，先是坐着拍，后来有人站起来，端着杯子站着拍。后头有人喊了一声好，喊完，掌声更响。有个外地来的把胳膊一直举着，举酸了也没放。有个拍得最响的，拍完还回头看了一眼，看后头的人拍不拍。
拍完回头看别人拍不拍，这一掌就不是拍给他的，是拍给后头的人看的。
范江梅在头一桌替人倒了一轮酒，倒到第六个的时候，把一个名字记在了手心上。
范江涛在门口站了半宿，来一个人握一回手，握到手上出了汗，在裤子上蹭了两回。
柏向南站在棚子边上。他把本子翻开，写了半行，写到“也算数”三个字，笔停了。
这一句他记不下去。
范江海站着，杯子端在手里，一桌一桌看过去。第二桌的人在笑，第三桌的人在笑，那个敬酒的还在笑。头一桌那把椅子还是空的。
最后一张桌子，靠门那一头，有一个人没笑。
一棚子的人都在笑，就那一个人没笑。
那人坐得直，两只手搁在膝盖上，跟前那杯酒从开席到现在，一口没动。椅子腿上搁着一个帆布包，包带子在手上绕了两圈。
绕两圈，是走的时候好一把提起来。
范江海隔着满棚子的脸，看着那张脸。
那张脸他认得。认得得比这一屋子的人都早。
有人又喊了一声好，掌声又起来了。
他没喝那口酒。
满棚子的声音往他耳朵里灌，他听见的只有那一桌的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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