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〇四年十一月，京城西郊。
“哥，头一桌的位子，到底留给谁。”
范江梅站在门口，手里捏着一张白纸，纸边卷着。范江涛坐在沙发上，手心转着一个打火机。
“不留人。”
“不留人你摆八把椅子。”
“摆八把。”
“哥，今天是你六十大寿。”
“五十九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横幅上别写六十。”
差一岁也不肯多写。他这一辈子，账上的日子一天也不许虚。
范江梅把纸摊开，上头一行一行写着名字，前头七个是她的，后头六个是江涛的。
“头一桌八个位子，咱们两家占六个。”
“一家两个。”
“两个不够。”
“够不够都是两个。”
范江涛把打火机收进兜里，站起来。
“哥，我不争头一桌。”他说，“我坐第二桌。第二桌挨着门，来的人一进门，先看见我。”
这一句说得明白。他不要那张脸面，他要的是名分——进门头一眼看见的是他。
范江梅看了他一眼，把纸对折，折了两回，塞进兜里。
“哥，那椅子空着，人家要说咱家不圆满。”
“空着。”
空着。这两个字他不知道说过多少回。
门带上了。范江海把桌上的烟盒拿起来，里面剩三支。他抽出一支，横在烟灰缸沿上，没点。
烟盒里剩三支。这一年他抽得越来越少。
柏向南进来的时候，手里四张纸，一格一格印着格。
“礼单抄完了。”
“多少。”
“四页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写满三页半。”
“有职务的，东西退回去。”
“退几样。”
“全退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名字留下。”
东西退回去，名字留下来。这两样分开办，是有讲究的：东西是礼，名字是账。
柏向南的笔在本子上悬了一下。
“没职务的呢。”
“收着。”
“是。有两家昨天退回去了，今天早上又送回来一份，搁在传达室。”
“再退。”
“是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还有两份，纸包得挺齐，上头没落名字。”
“没落名字的也退。”
“退了不知道退给谁。”
“退到传达室。”
退到传达室，是最省事的法子，也是最不给面子的法子。
“是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名单上头，我自己添了一个。”
“哪个。”
“东边那家公司的。”
范江海把烟从烟灰缸上拿起来，又搁回去。
“添上。”
“头一桌那把椅子，撤不撤。”
“不撤。”
“上头的牌子呢。”
“不写。”
“他那份帖子，”柏向南说，“今天不送了。”
“不送。”
“他昨天回来了，在楼里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
中午，严铁鹰来了。他没坐，站在门边上，手里托着一个报纸包，包了两层。
“楼底下坐了个老头。”
“谁。”
“姓邱，邱玉山。”严铁鹰说，“北岭的，六十九。早上六点半就坐在门房了。”
六点半。一个六十九的老头，天不亮就坐在人家门房里。
范江海把钢笔搁在纸上。
“人在哪儿。”
“上车了。”
“谁让他走的。”
“他自己走的。”严铁鹰说，“我没拦。管门的问了他两回，他都说等人。我下去问他找谁，他说找范局长。”
“他说了几回。”
“我一直听着，他坐了一上午，说了两回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他说他从报上看见您今天过生日。他说他不进去，就在这儿坐一会儿。”
说了两回，两回都没人接话，他还坐在那儿。
“后来。”
“十一点四十，我把他送到长途站，票我买的。”
“他跟你说什么。”
“一句话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他说他老伴纳了双鞋，让我捎上来。”
严铁鹰把报纸包搁在桌上，解开。里头是一双布鞋，黑布面，千层底，针脚一行一行，纳得密。
鞋里塞着一张纸，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，边是毛的。
纸上有五个字，铅笔写的，描过三遍。
范局长 生日
描三遍，是怕人看不清，也是怕纸薄，字留不住。
范江海把鞋拿起来。鞋面是新的，鞋底硬，他搁在手心里比了比。
“小。”严铁鹰说，“小两号。他说那年他在池子边上，看您的脚肿得穿不上鞋，他就记着那个尺码。”
一个尺码，他记了几十年。
“他在池子边上干什么。”
“他是司钻。”严铁鹰说，“退了十年了。他儿子在井队，干了十二年。”
范江海把鞋搁回报纸上，把那张纸抽出来，看了一眼，又插回去。
“钱呢。”
“我给了他二百，他没要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他说他不是来要东西的。他上车的时候，没回头。”
没回头。不是不认得路，是不想让人看见那张脸。
“他儿子叫什么。”
“没问。”
“去问。”
“问了干什么。”
“调上来。”
严铁鹰站着，没动。
“名额从哪儿出。”
“你看着办。”
你看着办。这四个字推出去，严铁鹰这才说了一声是。他走的时候，把那张报纸叠成方的，压在鞋底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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