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，范江涛和范江梅一块儿来了。两个人不坐一张沙发。
一句话还没说，座儿先分开了。
“这一块地在我名下。”范江涛说，“她那边的人把料扣了，八车。”
“那八车料是我垫的钱。”范江梅说，“他拿我的章去盖了一份东西。那张纸我到现在没见着。”
“章是你自己搁抽屉里的。”
“抽屉是你进屋翻的。”
两个人都不看对方。
范江海没让他们坐。他站在窗户跟前听完了，回过身。
“这块地谁也别动。”
“哥——”
“谁动，谁出这个门。”
这一句落地，屋里就静了。
范江涛先笑了一下，从兜里摸出烟，点上。这一笑，是给自己留脸。
范江梅把腿上的那摞单子一张一张收起来，收回包里，拉链拉了两回才拉上。
拉链拉了两回，手上不顺，心里也不顺。
“哥，我退。”她说。
“退了好。”
“退了好。”她重复了一遍，“反正我退不退，你都说我好不了。”
她走到门口站住。
“哥，娘走的那年你说过一句话。你说家里的事你担着。”
“我担着。”
“你担的是家里的事。”范江梅说，“不是家里的人。”
事是事，人是人。这一句，屋里三个人都听见了。
门带上了。
范江涛把烟按在烟灰缸里，站起来要走。
“江涛。”
“哥。”
“晚上把你那本账拿来。”
“哪本。”
“你心里那本。”
范江涛站住。他脸上的笑还在，一只手在裤子上蹭了一下，蹭了两下。
蹭两下，是心里头有东西。
那天夜里，客厅的灯亮着。王秀芹戴着眼镜算账，桌上摊着账本，旁边搁着半块橡皮。
“江梅那八车料，记哪儿。”
“记修房子。”
“修房子底下已经有四笔了。”她说，“江海，这一笔我记不动了。”
记不动了。这四个字，比什么话都重。
“记不动就空着。”
“空着不行。”她说，“空着，过两年就没人记得这笔是干什么的。”
她落笔写了“修房子”三个字。写完摘下眼镜，揉了揉眼睛，又戴上。
“我今天加了三回。”
“加什么。”
“总数。”她说，“三回的数不一样。头一回差两千多，第二回差一万。第三回我没敢往下写。”
第三回她没敢往下写。
“家里的钱，用得着算总数。”
“用得着。”王秀芹说，“江海，我这三十年记的都是进的。出的那一本，不在我手里。”
进的记了三十年，出的那一本不在她手里。这一句说出来，两个人这一辈子就分清了。
范江海没说话。
她把橡皮拿起来，在写歪的那个字上擦。擦了两下，纸破了。破口在“修房子”上头，露出底下一页的一个角。
那一页上写着“收：五元”。字歪，墨淡，三十年了。
她把账本合上，两只手压在上头，压了一会儿。
“睡吧。”
“你先睡。”
她进了屋，把门带上。客厅里剩下他一个人，和那块用了半块的橡皮。
第五顿饭约在十一月十九。信封还是那个信封，柏向南送去的，十一月十八晚上又回来了。口朝上，里头那张纸没动过。
“他怎么说。”
“他说，他到这地方来不吃饭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只记名字。”
“第五回了。”
“第五回。”
范江海把信封拿起来看了看，搁回桌上。
“不约了。”
“是。”
“他那一栏记了什么。”
“打听不着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那儿的本子不给人看。”
夜里十一点，楼里的人都走空了。范江海把桌上的东西归了一遍：两页的纸收进抽屉，塑料片送走了，笔拧上了帽。烟盒里剩一支，他抽出来，横在烟灰缸上，没点。
“小柏。”
“主任。”
“今天有人劝我退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怎么看。”
柏向南站着，两只手垂着，没答。
没答，就是不知道怎么答。
“记下来。”范江海说，“退不了，退了就完了。”
柏向南从兜里摸出那个本子，翻开，落笔的时候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。本子摊开的那一页上，头一行还是前天记的三个字：屈广田。
“记上了。”
“念一遍。”
“退不了，退了就完了。”
范江海把灯关了。楼道里的灯还亮着，两个人一前一后下楼。走到二层他停了一下，扶着栏杆往下看。
底下那扇铁门开着，管门的老头在换那个木盒子，把旧铁盒里的塑料片一摞一摞往新盒里挪，挪到一半，手停了。
挪到一半手就停了。那些片子上的人，他大概也数不过来。
“走吧。”
那句话后来成了一个预言。
说的时候屋里就两个人，谁也没往心里去。后来才知道，那不是一句气话，是给自己下的一句判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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