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教你个笨法子。”宋伯言说，“你不用记，记了也没用。你出趟门，往西走五百里，找个村子住三天。你不用说话，你就听。听够三天你就明白，没人真惦记你。”
“惦记什么。”
“没人惦记那一百三十块。”宋伯言说，“他们惦记的是，这钱到今天没人认。”
认。这个字是根。钱是小事，认不认是大事。
他把茶杯搁下。
“删是往里堵。堵一样东西，你得伸手。你一伸手，别人就都看你的手。你伸了三个月，两千多条，你把自己的手举给几千万人看了。”
“你说怎么办。”
“给他们一个人。”
范江海看着他。
“不是找个替你顶的。”宋伯言说，“找一个真有份的。当年那张白条是谁开的，谁经的手。让那个人自己出来说一句：钱是我经手的，事是我的。”
“他肯说。”
“他肯。”宋伯言说，“这种人我见过。他等这句话，等了三十年。”
三十年。一个人等一句话，等了三十年。
“人呢。”
“好找。”宋伯言说，“当年北岭那批队里的经手人，还活着的剩三个。头一个不必问了，前年没的。剩下的，让柏先生去问。”
范江海把茶端起来，喝了一口。茶凉了，他没吭声，也没放下，就那么端着。
“你到底图什么。”
“图这个活干净。”宋伯言说，“干完这一回，我后头三年不用干。”
三年不用干。他算的是他自己的账。
严铁鹰去了三天。第四天上午，人来了。
不是他带来的。
老头自己坐的长途车，早上七点到京，问了四回路，走到那栋楼底下的传达室，把一张纸交给管门的老头，说找姓柏的。
四回路，问了半天，就为说一句话。
说完他就不走了，坐在台阶上。
柏向南下来的时候，看见他脚边搁着一个蓝布包，包上系着一根麻绳，绳结打过两道。
“大爷，您姓屈。”
“屈广田。”
“您上来。”
“不上。”老头说，“我脚上都是土。”
这一句比什么客气话都实在。
他把布包解开，从里头拿出一件东西，摊在膝盖上。是一件旧棉袄的里子，拆下来的，布面发黄，边上还留着针脚，线头一截一截。
里子上有一道横口子，缝过，又拆开过。
“那年我管记工。”屈广田说，“那张白条是我开的。队里账上没有这一笔。”
“钱呢。”
“钱是我垫的。”老头说，“卖了一口猪。媳妇攒了两年，本来是要给她娘家送去的。”
一口猪，攒了两年。为的是一张白条。
“怎么不记上。”
“记上就得问，是谁让垫的。”屈广田说，“我那年三十八，家里三个孩子。”
三个孩子。这一句戳到底了。记上一笔，先问的是谁让垫的，后头跟着的就是他一家五口的日子。
他把那件里子举起来，对着太阳照了照。那道口子底下还有一个针眼，细，比旁边别的针眼浅。
“单子就在这儿缝着。”他说，“缝了九年。后来队散了，我拆开拿出来，烧了。”
“布留着。”
“布留着。”他说，“纸不在了。”
纸不在了，布还在。布替纸记着这份事。
柏向南两只手垂着站着。老头把里子叠好，叠成方的，搁回布包里，麻绳又系上。
“你们找我，我知道是要我说一句什么。”他说，“我说。我不要钱。”
“您要什么。”
“我要见范主任一面。”屈广田说，“当年那一百三十块，是我开给他的。我就想看一眼，看他还认不认得我这张脸。”
柏向南上去了。上去以后，他在门口站了一刻钟才进去。
一刻钟。这一句话他在门外头练了一刻钟，也没练顺。
他进去的时候，范江海正在看窗台上那盆东西。屋里很静。
“主任，人在底下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他要见您。”
“你替我跟他说。”
“说什么。”
“说，”范江海停了一下，“说我在开会。”
开会。三个字，最省事的三个字，也是最冷的三个字。
柏向南下楼的时候，老头还坐在台阶上。他听见脚步声，扶着栏杆站起来，把布包抱在怀里。
柏向南在他跟前站着，说不出口。
老头看了他一会儿，点了下头。
“不用你说。”他说，“我明白了。”
明白了。三个字，比骂他一顿还沉。
他抱着布包往门口走，走到门洞底下，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楼，看的是三楼那两间窗户。他数了数，数到第三回，才转过身走出去。
数到第三回。头两回他大概没看清。
柏向南在那儿站了很久。回屋以后，他把那个针眼的样子，在本子上记了一行。
他记的不是针眼，是一笔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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