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〇四年十一月，京城。
“昨天夜里删了九百条。今天早上，多了一千一。”
柏向南把那张纸搁在桌角。纸换过第三回了，头两回写满了，这一张写到大半。
“一共多少。”
“两千七。”
范江海伸手把键盘往前推了半尺，推到桌子最里头。
“全删了。”
“删不动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主任，删一条，底下添三条。”
一条对三条。这买卖怎么算都是往里赔。
“那就再删。”
“再删还是这个数。”
屋里静了一下。窗外那棵树上有鸟叫，叫了两声就断了。
范江海把那支烟拿起来。烟在烟灰缸上横了三天，一直没点。烟丝都干了。他放回去，横在原处。
“你昨儿晚上要说什么。”
“有人给我递了个话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说，这种事删不干净。得请一个人。”
“什么人。”
“一个不在这行里的人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姓宋，六十出头。他替人说过话，说完就走，不上报，不登报，也不留名。”
不上报，不登报，不留名。三样都不沾，就不是官面上的人，也不是生意场上的人。这是另外一门行当。
“他做过几回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跟他打过交道的人，都不说。”
都不说。这三个字，比说出做了多少回还压人。
“在哪儿。”
“城南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不见客。今天下午他在家，说等您两个钟头。”
范江海站起来，把外套从椅背上拿下来。
“车呢。”
“在楼底下。”
城南那条胡同窄，车进不去。
他自己走进去，走了一百多步，在一个院门口站住。门虚掩着，院里一棵槐树，树下一张竹躺椅，躺椅边上一个小方桌，桌上一壶茶，两只杯子。
车进不去的地方，话才进得去。
两只杯子，说明他早知道有人来。
宋伯言坐在躺椅上，穿一件灰夹克，瘦，头发白了一半，两只手搭在膝盖上。
桌上摊着几张剪报，剪得齐，边是拿刀裁的。
拿刀裁的，不是拿手撕的。干这行的，头一样讲究就是个齐。
他没起身，把另一只杯子往对面推了推。
“范先生。”
“宋先生。”
“你要什么。”
“我要它没了。”
宋伯言倒了一杯茶，倒得很慢。
“没了不可能。”他说，“你要的是别人不再提。”
“一样。”
“不一样。”宋伯言说，“前一件我干不了，后一件我干过七回。”
七回。这个数他说得跟报个菜名一样。
他把剪报收成一摞，四边压平。
“我这行规矩三条。不打折。不听解释。不问对错。”
头两条是价钱和规矩，末一条是心。干这一行，先把心摘出去。
“多少钱。”
“钱最后说。”宋伯言说，“先说三个数。”
他从上衣兜里摸出一张纸，展开，上头一行一行写着数。
“头一件，提你名字的，二百一十条。第二件，提那一百三十块的，一千三百条。第三件，底下跟的那句话——‘我们那儿也是’，一千一百多条。”
他把纸推过来。
“一千三百加一千一百，两千四。”他说，“比提你的多十倍。”
十倍。这个数摆在这儿，比骂人还硬。
范江海看着那张纸。
“这不是帖子。”宋伯言说，“这是一笔账。你删的是帖子，账删不掉。”
他把纸收回去，折了两折，塞进兜里。这个数他不用看第二遍。
然后他问了一句。
“那一百三十块，还了没有。”
院里没有别的响动。槐树上掉下来一片叶子，落在茶壶盖上，滑到桌面上。
范江海没答。
“你不答，”宋伯言说，“我就当没还。”
这一句落地，宋伯言没再问。有些话不用答——不答，就是答了。两个人都心里头透亮：这一笔不还，后头的账就一茬接一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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