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条线落在报社。
来人没上楼，先在传达室坐了一刻钟。韩主任自己下来的，下来的时候手里还捏着半支笔。
“那稿子你收过。”
“收过。”
“收了几天。”
“一天。”
一天。答得干脆。可他收过这一天，就够他解释三天。
来人没再问。
韩主任上了楼，下午上去两趟。头一趟二十分钟，第二趟一个半钟头。回屋他坐了很久，把烟灰缸里那七八个烟头倒进纸篓，倒得干净，缸底那圈黑印子用纸擦了。
倒干净，擦干净——这是先把这一屋的痕迹抹平。
第二天早上，他把小任叫下来。
“那稿子你印了几份。”
“三份。”
“三份。”韩主任说，“一份还她，一份她收着。第三份呢。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
“你不知道。”
“我夜里印的。”小任说，“印完我就觉得，这个东西不能只有一份。第三份搁哪儿，我没想过。”
韩主任看着他，看了半分钟。
“小任。”
“主任。”
“上头问的是三份。”韩主任说，“我答的是两份。”
小任愣了一下。他张嘴想问，韩主任把烟盒推过去。
“抽一根。”
“我不抽。”
“那你坐着。”
一根烟，把一句话堵回去了。
小任坐了十分钟，起来走了。走到门口回头，韩主任已经把大样翻开了，翻到二版。
那天夜里二版那三个版，一个错也没有。
这一夜二版是干净的。人说走就走，版上的字不认人。
九天后，报社把小任调走了。调去印刷厂那边看库房。那间库房苏念看过一年半，铁门，一天发两回货，一屋子纸味。这回是他。
一个地方，两个人，一年半一处，轮着走。
他走那天把出入证交回传达室。一张塑料片，上头照的人二十四岁，穿白衬衫，头发比现在密。管门的老头把它收进一个铁盒，铁盒里已经有一摞这样的片。
他出了门往西走，在槐树底下站住。他跟他对象说好入冬办的事，没办。这句话他没跟谁说，只说了一句：
“我印了三份。”
这句话是说给风听的，风不接。
那一年他娘在县医院住着，一天的床位费十二块。
十二块一天。这个数他不敢往一处乘。
十月里，有人找苏念谈话。
那间屋在城北，两间房打通的一间，桌上一个白瓷杯，杯盖上没有水气。谈话的只有一个人，五十来岁，说话慢。
“稿子是你写的。”
“是。”
“网上的不是你贴的。”
“不是。”
“这两句话，你写下来。”那人说，“写下来就完了。你闺女念书那两千块，有人出。你那个屋朝北，也能换个朝南的。”
完了。这两个字说得跟赦人一样。一句一件事，说得又准又软。
苏念没吭声。她把手里那支红笔的笔帽拧上，拧到底。
拧到底，就是不松手。
“不写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写了就不是我的了。”
那人看了她一会儿，把杯子往她那边推了半寸。
“你再想想。”
“我想了二十三年。”
谈话完了。
十月底，校对室的活没了。那张桌子还在，坐了另外一个人。一天两万三千字，数还是那个数，校的人换了。
数没变，人换了。这一手比说什么都干净。
她那份稿子还在抽屉里。三个牛皮纸袋，两个锁着，一个不在。
后半晌，江梅来了。她进门不敲。
“哥，吃点东西。”
“搁着。”
她把一个纸袋放在桌边，自己坐下了，坐得靠前。
“公司那边来了个人。”她说，“今天早上，他没谈生意，先说了一件事。他说外头传一篇文章，里头有一百三十块，有一张白条，还提到咱们家。”
范江海看着她。
“我当时就说没有。”江梅说，“我说姓范的多了。我回来想了一路，越想越不对——他提这件事，是要我给他让两个点。”
“他要多少。”
“他没开口。他说的是‘这种事我听见就当没听见’。”
不开口的开口，比明说的重。
江梅把手在裤子上按了按。
“哥，我打算把注册的日子改一改。”
“改什么。”
“往后挪两个月。”她说，“不落那几年。”
范江海把茶杯端起来，喝了一口，放下。
“改回来。”
江梅没动，看了他一会儿。
“听你的。”
她站起来往外走，走到门口回过头。
“哥。”她说，“那篇文章我也看了，让人给我念的。”
他抬了一下眼皮。
“写得挺好。”
门带上了。这两句话谁也没细说，可两下里都透亮。
他坐了一会儿，伸手把桌上那个纸袋拉到跟前，打开，里头四个小菜，一样一点。他把袋口折上，没动。
折上，没动。底下那口东西堵着，菜再好也咽不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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