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〇四年十月，京城。
“这一页，你抄了两遍。”
老纪把册子按在桌上，手指头点着页码。屋里六个人，四个没抬头。
没人抬头，可耳朵全竖着。
小路站起来。
“头一遍那个字写歪了，我重抄的。”
“哪个字。”
“最后一个。”
老纪把册子往前推了半寸，又拉回来。这一推一拉，是把话咽回去了一半。
“坐下。”
那间屋朝北，一年到头见不着太阳。屋子小，纸摞得高，走路得侧着身子。
抄件是活。每封信都抄，抄在册子上，一册一百页，抄满交上去。每一页右上角要写两个数，一个是登记号，一个是收到的日期。号写错了要重抄，日期写错了也要重抄。一个号一个日子，错一个，这一页就白抄了。
老纪那本计数本上一天划一道。今年到九月，划了六百多道。六百多道不是日子，是废掉的纸。
这里没人大声说话。纸响，笔响，翻页响，别的没有。
件从三个口子来：楼下那个箱子，一个接待窗口，还有外头转来的。头一件事是拆，拆开的信封攒在麻袋里，攒满了抬走。第二件事是登记，第三件事才是抄。
小路是从北边一个矿区抽上来的，借调一年。挑他是因为字。笔试的时候一屋子人抄同一段话，就他那张被单独抽出来，上头批了两个字：清楚。
这两个字，就把一个人的一年定下来了。
同屋的小顾问他：“你写字拿尺子比着吗。”
“不拿。”
“那你这个‘满’字，上头那个点，怎么跟印上去的一样。”
小路没答。他自己也说不清。他只知道他写每个字都慢。
小顾是从南边一个厂里抽上来的，管登记，一天写几十个号。她手上那块表走得快，中午总是她先搁下笔。
有一回她跟小路说：“我们那儿有个人，前年写过一封信。”
“后来呢。”
“后来去看库房了。”小顾说，“看了一年半。”
这句话落得很轻。可说的人心里头透亮，听的人也慢慢明白了：看库房不是罚，是把一个人挪到看不见的地方去。
柏向南每个礼拜来一趟，抱走两册。他进门不说话，先把册子数一遍，数完在纸条上写个数，压在老纪的茶缸底下。
有一回小路问了一句：“这一册您看吗。”
“不看。”
“那上面怎么知道里头写的什么。”
柏向南看了他一眼。
“上面知道。”他说，“我管数。”
数是最干净的东西，数里头没有名字，也没有人。
十月里的一天，走廊上有皮鞋声。不快，一下一下。
门开的时候，屋里六个人全站起来了。
那人进门，没坐。他个子不高，穿一件深色外套，袖口是平的。他先看墙上的铁柜，再看桌上那三摞册子。
“多少封了。”
“一千六百二十三。”老纪说。
“不少。”
他从最上头那摞拿过一册，翻开，翻得慢。翻到中间那几页，停住了，手指头在纸上按了按。他没看多久，把册子合上，搁回原处，搁得很正，角都对齐了。
“抄件交一份。”他说。
“是。”
“多一份，就多一个口。”
“是。”
他往外走。走到门口回过头，把那六个人一个一个看过来。看到小路的时候，停了半秒。
“字写得不错。”
门关上了。屋里没人坐下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老纪说了一句：“接着抄。”
这四个字说得和气，落到这屋里却跟一块石头掉进水缸一样，半天没有动静。
后半晌小路才发现，自己两条腿是软的。
那一册被按过的地方，他记住了页码。收了工他偷着翻回去看。那一页上第三封，被反映人那一栏，还是那三个字。那个名字他一天要写几十遍，写了几个月，写到最后不用看原件也能写对。
落款是另一栏，三个字：康小满。
字是歪的。一行写得满，最后一行挤着，末尾那个“满”字上头多一点，点得重，压住了底下的横。底下附了一行：“我要补充。”
过了四个月，又有一封。同样的名字，同样的字，一页，说的事多一点。
再往后，一年一封。
有一封的字不是他的了。笔画匀，是别人代的笔。末尾按了个手印，红的，按偏了，压住了半个康字。
老纪过来收的时候，小路问：“这人是什么人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他反映的是谁。”
“你抄你的。”
老纪把那一页拿走，走了两步又回头。
“他寄了六年。”他说，“六年，一号都没跳过。”
这话比骂人还重。一个人能寄六年，说明他手里那点事，一天也没消下去。
小路没接话。他坐回桌子跟前，抽出一张稿纸，笔尖压在纸上。这当口他才觉出来，自己抄的不是字，是一个人的六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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