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〇四年九月，京城。
“这张纸得您自己签。”
柏向南把一张纸搁在桌上。纸是新的，右下角空着，空得干干净净。窗开着一条缝，风把纸掀起一角，他用手掌按住。
“几行。”
“三行。名字、事由、免去什么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事由那一栏空着。”
“谁让空的。”
“办公厅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们说，写上不好听。”
“写上。”范江海说，“空着的纸，早晚有人替你填。”
柏向南把纸收回去，夹进本子里。他站了两秒没走。这两秒里他心里头搁着一件事，不说出来，腿迈不动。
“铁鹰上午来过了。在楼下站着，没上来。”
“让他上来。”
严铁鹰进门，鞋跟在木地板上磕了两下。他不坐。
“人昨天下午回去上班了，坐的三点的班车。”他说，“今天上午在他那间屋里坐了半日，中午在食堂打了一份菜，剩了一半。”
“他写字了没有。”
“写了。他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本子，一个下午写两页。”严铁鹰说，“写的是三月十九。”
“谁看见的。”
“送报的进去过一趟。出来说，他抬头看了一眼，又低下去。”
“你的意思。”
“我想了三天。”严铁鹰说，“留着他，他就是一张嘴。这张嘴现在不归您管。他说一句，别人往前挪一步。”
“挪到哪儿。”
“挪到您跟前。”
范江海把茶杯拿起来，没喝，又放回去。
“你的办法。”
严铁鹰不答。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，捏了一下，没点。烟就弯了。那根烟在他指头当间儿弯下去，弯得没了骨头——有些话一出口，就是这么弯的。
“上回那根你掰了。”
“掰了。”严铁鹰说，“掰过一回，剩下的都软。”
“这一根。”
“这一根我不要了。”他把那根弯烟搁在桌角上，“主任，您不用跟我说那两个字。您点个头。往后这件事跟您没关系，跟我有关系。”
“我不点呢。”
“我等。”
“你今年四十二。”
“四十三。”
“四十三，学会一件事就够了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不是所有的口子，都要拿手去堵。”
严铁鹰站着不动。他看着桌上那张纸。三行字，右下角空着。
“那张纸我签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人我自己免。”
这一句话落地，屋里就定了。说白了，这一句把一件要人动手的事，改回了一件照规矩办的事。手不用伸了，纸上有字就行。纸上的字不咬人，人的手才咬人。
柏向南把纸重新摊开的时候，天已经擦黑。
“事由写什么。”
“另有任用。”
柏向南的笔顿了一下。
“主任，外头的人不信这话。”
“外头的人信不信，不要紧。”范江海说，“要紧的是这张纸上有个日子。日子在前头，别人的话在后头。”
“巡视组要的是那两句。”
“他们要的是三月十九谁主持的会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人要是继续坐在那间屋里，这句话就有人接。人要是从那张椅子上下来，这句话归纸管。纸不会说话。”
“韩守成会说。”
“他被免了，他说的话就是被免的人说的话。”
柏向南低下头写字。写到一半，他停住。
“主任，这么一来，那两句就没下文了。”
“嗯。”
“那三号站的事。”
“三号站的事他自己担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他自己说的。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说的。”
“是。”
两份文件弄齐了，一份进柜，一份送人。柏向南把纸压在桌上，最上头搁了一支笔。
范江海把笔拿过来，在签发那一栏写下自己的名字。那一栏留得窄，他把三个字写小了一号。写完把笔帽拧上，搁在纸上。这三个字他签了半辈子，手从来不抖；这一回也没抖，只是把字写小了，小得像怕叫谁看见。
第三天下午，韩守成来了。
他敲了两下门，站在门口两步远的地方，没往里走。
“坐。”
“不坐了。”韩守成说。
他把三样东西搁在桌上，一样一样摆开。一串钥匙，六把，用一根铜丝穿着。一个工作证，塑料皮，边角翘起来。一个搪瓷缸，白底红字，口上磕掉一块瓷，露着黑的。
“都在这儿了。”
柏向南把那一份文件推过去，又推过去一支笔。
“你看一遍。签名那一栏要你自己写。”
韩守成把文件拿起来，站着看。他看得慢，一页看了很久。看完他在签名那栏写下自己的名字，写得正，一笔不歪。
“意见那一栏。”
韩守成把笔挪过去，在意见那栏写了四个字：我知道了。
写完他把笔帽套上，笔搁回文件边上。
“主任。”
“嗯。”
“那张条子我没留。”
范江海把文件拿过来，翻到签名那一页。他看见那三个字，笔画匀，横平竖直。这张字他见过。一九九九年那份履历上的字，写得不快，也不难看。
他把文件合上，搁在桌角。
“回去收拾吧。”
韩守成站着没动。
“我爹让我问您一句。”
“问。”
“他说您那年冬天走的时候，行李是轻的。他说他一直记着。”韩守成说，“他八十三了，躺在床上起不来。他让我问，那半块您吃了没有。”
范江海的手在桌上放着。他没有动。那只手平搁在桌面上，指头肚压得发白，指甲盖上的血都退了，可他一动没动。屋里静得能听见窗外头过车。
“吃了。”他说。
“嗯。”
韩守成点了下头，把门带上。门带得不重，门缝里那一条亮也没了。
桌上那三样东西还摆着。钥匙上的铜丝在灯底下发一点黄。人走了，东西还搁在这儿，像一句没说完的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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