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〇四年八月，京城。
“人被带走了。”
柏向南进门没关门，本子夹在胳膊底下。
“谁。”
“韩守成。早上七点，从他家里走的。这会儿下午五点。”
范江海手里的笔没停，把那一行写完，才搁下。
手上不抖，心里头是抖的。
“谁去的。”
“专案组。三个人，两辆车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没让家里跟着。”
“他媳妇呢。”
“上午往办公室打过一个电话，问是不是出差了。办公室照您上个月的话答的，说服。”
“问的那两句，还是那两句。”
“是。三号站验收单上少两个签字，三月十九那个会是谁主持的。”
“第几回了。”
“第三回。前两回是问话，这一回是带走。”
第三回。他听着这个数，把椅子往后靠了一下：一回比一回近。
桌上摊着的是他中午写的半页，写了七个字，后头空着。
七个字，后头空着。这半页写不下去了。
韩守成是他九九年从基层点上来的。
那一年报上来四个名字，前三个都是熟人，第四个他不认。他翻到第四份履历，照片上那个年轻人脸瘦，眼睛不躲。他当时说，这个人不问为什么。
眼睛不躲。他挑人，挑的就是这双眼睛。
五年里韩守成学会了一件事：别人问他一句，他答不知道。这四个字他到哪儿都说，说得慢，咬得死。
三个月前，三号站那一摊事，范江海把验收单从抽屉里拿出来，推过去。
“这上头的名字。”
“我的。”
“少两个签字的事。”
“我签的时候没数。”韩守成说，“处长说单子这么走，我就这么走了。”
“谁说的处长。”
“邵那边。”韩守成说，“他去年底调走了。”
“往后有人问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韩守成说。
那天晚上他走到门口，回头问了一句。
“主任，我要是一直说不知道，人家信不信。”
范江海当时没答。他把那半页纸从底下抽出来，压平了，搁在最上头。
现在他想起来自己那句话。他说，不信的人多。多你一个不多。
多你一个不多。这话他说得轻，如今想起来，这七个字是压在那个人身上的一座山。
“他进去以后，头一句说的什么。”
柏向南把本子翻开，没照念，停了两秒。
停两秒。这两秒里，柏向南是在想怎么说才不扎人。
“他说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“第二句。”
“没有第二句。他坐在那儿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。”
两只手放在膝盖上。他听到这句，心口像压了块石头：这个姿势他见过，是等着挨的人的样子。
“他们问他什么。”
“先不问他，先递给他一张纸，说那上头是他的字。”
“那是什么纸。”
“传出来就一句。”
“说。”
“有人听见他说：那张条子我没留。”
“哪张条子。”
柏向南没接。
范江海记得三年前那三张纸。两张是会上讲的，一张是他自己写的，亲手递的。
亲手递的。这一句想起来，手心里都发潮。
他伸手到抽屉底下摸了一下。抽屉是空的。
“他媳妇那边，不问。”
“是。”
柏向南在本子上写了一行，写完没走。
“主任，那三张纸。”
“你别记那句，划下去。”
柏向南把笔转过来，在纸上划了一道。划得不重，底下那行字还看得见印子。
划得不重，底下还能看见印子。这话划不干净，纸上划得再轻，那道痕一直在。
第三天下午两点，柏向南进门。
“他把话说全了。”
“说他自己有多少。”
“三分之一。其余都是别人的名字。”
三分之一。他听着这个数，眼神动了一下：三分之一个人认了，其余的都成了别人的名字。
“提到我几次。”
“两次。一次是会上，一次是那张条子。”
“他没说是谁写的。”
“他说是他自己想的。他咬住了。”
他咬住了。这四个字一出来，屋里静了。他心里头明白，这个人替他咬住了，咬住了往后就得自己担。
“人怎么样。”
“站不起来了，上厕所两个人扶。”
站不起来了。他听到这四个字，手在桌面上按了一下——五天前还能站着问他一件事的人，如今站不起来了。
“他要说，就让他说。”范江海说，“说出来的都不是他做的。”
“是。”
“你去找那两个人，把话递进去。出去以后再说，往他自己身上说，一个字别加。”
一个字别加。这话说得明白：要的是他自己扛住，别多一个字把自己带出去。
柏向南站着没动。
“主任。”
“嗯。”
“他这句咬住了。回头人家再问那张条子，他就得拿东西出来。他手里有，是私藏；没有，是撒谎。”
有是私藏，没有是撒谎。这话柏向南说得直，直得像拿刀把路剖开——两条道，一条都不通。
“你今年四十了。”
“四十一。”
“四十一年，你就学会这一件事。”范江海说，“话递进去。别的话我不听。”
“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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